毛主席有句话说得挺直白：“我从1927年到1935年，基本上一直受压，在党里没有说话的份。直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过后，才算是逐步好转。”

毛主席只用“受压”这两个字，轻描淡写地带过了过去的那些磨难，但其实他当年承受的压力，远远超出一般人能想象的范围。

在红四军的“七大”之后，毛主席一度被剥夺了自己一手创建的红四军的指挥权，只能被迫前往闽西。这段经历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一场争议

由于各种历史背景，大家对红四军“七大”的了解一直不多，对于陈毅在“七大”里的具体作用也是模模糊糊，知道他有份，但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搞不清楚。

其实，“七大”对咱们国家革命的推动力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或者说它避免了红军走上一条悲凉的路，在这其中，陈毅也算是立了挺大的功劳。

井冈山朱毛红军会师之后，红四军也就成立了。这支队伍其实算是毛主席和朱德一块儿打拼出来的心血结晶，朱德当了军长，毛主席则是党代表，还兼任了军委书记。

1929年5月，朱毛红军攻占了闽西地区。随着局势的变化，中共湖南省委重新成立了前敌委员会，也就是前委，毛主席被任命为前委书记。

1928年6月，上海中央传来指示，要成立前委，设立军事委员会，由朱德担任书记，陈毅则负责士兵委员会的秘书长身份，红四军的决策层又多了一位陈毅。

当时红四军除了有前委之外，还成立了一个军委，成员基本上都是一拨人。由于打仗地点变幻莫测，很多事情都得临机应变，报军委的同时还得报前委，觉得挺繁琐的。

有人觉得，军委干脆“停办”，由前委统一指挥会更简单点，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觉得权力不能过度集中。这种意见上的分歧，也为“七大”时的争议埋下了伏笔。

在革命过程中，这种情况难免会出现。健康的讨论总是比坏处多，只要能正确引导，效果就会好得多。

1929年3月，红四军的领导班子里多了一位新成员，是上海中央的“钦察大臣”刘安恭，他的加入把闽西那一片平静搅得不小。

他比毛主席小六岁，年轻时曾到德国留学，还结识了当时也在德国的朱德，这俩人年龄上的差距，说是“忘年交”也算不过头。

1929年，刘安恭因为跟托洛茨基有过接触，这才刚被苏联“送回”中国。

这个刘安恭啊，自觉得挺高大上的，总觉得书本上的那些东西才是最靠谱的。

所以在他眼里，朱毛的工农红军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甚至还随口说：“红四军的领导层分成两派，一派支持中央，另一派反对中央。”

而刘安恭口中的那一派，明显指的就是朱毛两人，毛主席心里很清楚，刘安恭这样说，是因为上海中央在“二月来信”里要求红四军分散。

上海中央被打怕了，大革命一失败，我党在各地搞了不少起义和暴动，成败参半。毛主席带领的这支部队，算是少数成功的，中央当然想要好好保护。

刘安恭这人嘛，名字就挺有味道。他在历史上留下一些印象，但具体事迹啊，也不是特别广为人知。你要说起他的背景或者事迹，倒是可以一查明白。

不过主席觉得，中央太过悲观了，红四军正好在各派交汇处，实际上是国府内部权力空缺的地方，还是有生存的空间。

因为这个矛盾，刘安恭和朱毛之间的关系并不太融洽。

那时候的毛主席还挺年轻的，带点青涩的劲头儿，受不了刘安恭的作风，一解决了红四军最头疼的事情，也就是撤销军委之后，就马上召开了白砂会议。

会中毛主席说，前委军委那是分散权力，搞得像那样，实在是陷入了“不死不活”的窘境。人没变，事也没变，只多了一道手续，没啥必要。

毛主席最后表明反对所有工作都归支部管，也不愿意对此负责，觉得这样不行，于是就提出换书记，让自己退出这事。

朱老总的看法和这刚好相反，他觉得前委不应该太多插手军队的决策，应该让军人自己管理军队，军委不仅不该解散，反而还要扩大自己的权限。

作为当时军委书记的刘安恭，自然也站在这个立场上，这也成了“七大”中毛主席和朱老总观点不一致的主要原因。

这种事都刊登在了红四军办的《前委通讯》第三期里头，整个军队都能看到，八卦消息满天飞。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调动兵力，准备对红四军展开包围。

面对强敌逼近，红四军得赶紧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应对。所以，红四军的高层里唯一没有牵扯到这事的“第四人”陈毅，反而变成了找答案的关键人物。

陈毅挑大梁

1929年6月22日，前委举行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也叫“七大”，一共到场的代表有40位，会议由“红四军代理前委书记”、28岁的陈毅来主持。

会场上气氛挺激烈，陈毅虽然试图平息，但火药味十足，他干脆就说：“大家多多讨论，争取把认识统一起来。”

但争论很快变成了争吵，陈毅几次想制止都没成功，他只得出声提醒：“同志们，注意一下行吗，这可是党的会议，不是街头骂架！”

他接着说：“你们朱毛好像战国时的晋楚两国，大打出手，我这小郑国就夹在中间，真是左右为难，不知道该咋办才好了！”

他还说：“我跟你们到底哪队的？到底站谁那儿？我就怕红军不干公道，你们其实心里也犯嘀咕，对不对？朱毛朱毛，两人关系紧密，谁也离不开谁，要是朱家没了，毛家还能靠啥？”

到最后，陈毅对朱毛这两位采取的措施是“各打五十大板”。

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不对的的，党里每个人都应该有发言的资格。

对于朱老总，陈毅也提了两点，主要还是关于刘安恭这事。

批评结束后，陈毅表态，他决定暂时给刘安恭一些警告，至于其他人没有做出什么处理。快结束的时候，大家又对前委书记的人选进行了投票。

最终投票的结果变成一半支持，一半反对。陈毅率先把票投给毛主席，可是局面依旧僵持不下，他就主动宣布自己投毛主席的一票弃权，结果毛主席也就失去了对红四军的指挥权。

面对这个局面，毛主席表示不能接受，他说：“会议上有一些不合理的看法，我现在不跟你争辩，如果对我有利，我会考虑，不对的，自然会证明它不对。”

陈毅其实挺愿意接受毛主席对红四军的指挥权，只不过形势不等人，他得马上把纷争压下去。可他这个年轻气盛，采取了一种挺难让人接受的方式，结果让当事人都有点不太开心。

毛主席说完自己的想法后，打算去苏联留学，还告诉邓子恢，要一块儿去蛟洋做农村调查。

毛主席很快就和一些同志一起离开了军队，不过陈毅心里明白自己想要的并不是让主席离开，于是多番挽留，結果都没成功。

为了不让毛主席走，竟然把他的马都留了下来，可毛主席宁愿自己走路，也不愿意留下来！

同行的江华在晚年的回忆录里提到：“我们离开部队准备从龙岩出发，结果把我的马也扣了，有点郁闷的模样。”

之后，陈毅多次写信请毛主席回去，朱老总和郭化若也求过，但毛主席始终没答应，还在回信里说，如果不改正，他就不回来，信里还带点批评陈毅的意思。

信发出去以后，毛主席有点后悔，他对萧克说：“那封信我写得不太对，身体不好，精神状态也差，所以才写出了那样的话。”

陈毅倒没火，他反而跑上海把实情打了个招呼，中央也让他把毛主席接回来，周总理跟他说：“这责任可大了，真不容易干啊！”

陈毅那会儿说：“再大的责任，我也得去完成！”

回到红四军之后，陈毅坦率地把中央的情况告诉了大家，还和朱德在会上真诚地反省了一番。他们俩还多次联名写信，恳请毛主席回来。

毛主席感受到他们的真心实意，决定和他们和睦相处。同年12月，古田会议召开，红四军也重新走到了一起，大家又团结在了一起。

提一下刘安恭吧，似乎在“七大”之后就没啥动静了，其实并非如此。刘安恭在会议不久后，就在当年的十月战斗中牺牲了，成了革命烈士。

虽然他这个人有点教条主义，但他的革命信念是真的很诚心诚意的。

所以“七大”的当事人之一，萧克将军在晚年对“七大”有一句定性总结：“七大的争论的性质是领导方法之争，并非路线斗争。”

参考资料

《记红四军中的一场争论》 王国忠

《萧克将军谈红四军“七大”》 瞿定国

《陈毅在红四军“七大”前后》 石言 英才 居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