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有不适，请告知，我将为主席重新配置……”因此，在许多人看来，毛泽东与周恩来犹如一体，密不可分。

诚然，需坦诚承认，鉴于毛泽东与周恩来为不同个体，其思想与行为自难免存在差异，分歧的出现本是自然而然之事。关键在于，他们能妥善处理分歧，于共同的理想信念中寻求共识与包容，携手共进，这正是他们卓越之所在。

毛泽东离世之后，其首任机要秘书阎长贵遵照中央指示，对毛泽东与毛远新的对话内容进行了整理。阎长贵回忆称，在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发生之际，毛泽东曾在一次交谈中对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前夕的若干举动发表了批评意见……

事情是这样的：

随着林彪事件的落幕，党中央在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同志率先开口，回顾了我党历史上的六次重大路线斗争，特别是对陈独秀与张国焘这两位历史人物进行了重点阐述。

毛远新全程参与了会议，并对周恩来及其他重要领导人的发言做了详尽的记录。在随后的某次与毛泽东的闲聊中，不知为何，话题不期然地转向了林彪与周总理。

聆听毛远新的述说，毛泽东的情绪忽然变得激昂，眉头也随之紧蹙。片刻之后，他径直对毛远新言道：“将第五次反‘围剿’的败绩归咎于德国顾问李德，实乃不妥！”

这一言惊起毛远新心中波澜，不禁纳闷：“难道主席也支持李德的观点？”这也不难理解，尽管毛远新与毛泽东同住，叔侄俩却鲜少涉及政治话题。那时，毛远新对于党内错综复杂的历史了解，并不比一般群众多多少。

毛远新未敢将心中之疑虑表露于口，他只是静心聆听毛泽东的言辞：“目前党内众多同志将往昔之责归咎于李德，仿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全赖其一人，对此我持不同意见。王明路线实为导致整个苏区沦陷的主因，政治路线上的失误应由博古与洛甫（张闻天）共同承担，而军事上的失败则应归咎于周恩来。”

当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失利，人们开始将责任归咎于李德、博古、张闻天时，毛远新感到震惊，难以置信地询问，“难道总理也要为这五次反围剿的败绩承担责任？”

毛泽东目光落在毛远新身上，语气坚定地回应：“确实如此！然而，总理的过失与王明所犯之错迥异，亦与李德、博古之过有别，他并无个人路线，仅仅是遵循了那条错误的路径。”

听到这些闻所未闻的内容，毛远新根本不敢再插嘴，更不敢发表任何个人看法，只是拿起笔和纸，把毛泽东所说的话详细记录了下来。

在之后的几个小时里，毛泽东像是打开了话匣子，对毛远新说了很多一些连党史文献中都没有记述的过往秘辛。

在对话的尾声，毛泽东对毛远新言道：“周总理的卓越功绩，并非仅限于解放战争时期，实则更在解放之后。他对国民经济的全面布局、国家管理体制的构建，发挥了无可比拟的关键作用。自建国以来，无论是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还是对民生问题的具体操作，无不一一由周恩来亲自操持。”

如何解读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评价？

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尽管在党内和军中享有崇高的声望，这一声望却是在秋收起义之后，凭借他非凡的远见与卓越的工作成就积累而来，主要源自基层的广泛认可。然而，他并未获得“上海中央”的青睐，也未曾得到高层领导的肯定。用当代的语言表述，便是“深受群众爱戴，却未赢得领导层的青睐”。因此，尽管他是建党的老一辈领导人，尽管他帮助上海中央稳固了根基，他却始终未能进入党的最高决策机构。相较之下，周恩来则截然不同，自苏联归来后，他始终处于中共的核心圈子，自党的“六大”之后便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其党内地位远超毛泽东。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周恩来的评价与态度对毛泽东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实际上，在这一时期，尽管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私人情感如何不得而知，但总体而言，他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公正无偏的。众所周知，毛泽东的重要举措之一便是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然而，我党内部对此长期持有批评和否定的态度。1929年2月，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亲自起草了“二月来信”，对毛泽东的做法提出质疑，并要求红四军采取分散游击战术，同时建议将毛泽东和朱德调离。毛泽东在收到此信后，极为不满，遂于4月5日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给中央复信，指出来信对形势和力量的评估过于悲观。随后，随着蒋桂战争的爆发，周恩来并未坚持“二月来信”的立场。然而，毛泽东的“犯上”之举，无疑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即便如此，当朱德与毛泽东发生争执时，周恩来并未因此而报复毛泽东。原本，周恩来与朱德、陈毅关系密切，不仅是陈毅的留法同学，更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但在这次争论中，周恩来依旧选择支持毛泽东，并赞同“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包括“党对军队的指挥，而非军队指挥党”的原则。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有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铸就了崭新的人民军队，也才使得毛泽东能够指挥这支军队，演绎出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大戏。

抵达“苏区”后，在军事指挥权的争议上，周恩来与毛泽东曾出现过显著的不合，直至“宁都会议”彻底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这场争执方告平息。然而，当毛泽东身患疾病离任之际，周恩来依旧亲自前往送行，并赢得了毛泽东“一旦前线有需，即电告我，我必见电即归”的承诺。此事不仅彰显了周恩来擅长处理人际关系的处世哲学，同时也揭示了毛泽东以国家大业为重的崇高风范。

在五次反围剿的关键战役中，周恩来身为最高权力机构“三人团”的一员，肩负着协助李德处理军事事务的重任，并具体负责军事计划的执行。尽管五次反围剿的失利部分责任需由他承担，但遵义会议之后，正是得益于周恩来对毛泽东工作的支持，放手让他大胆指挥，红军的境遇才逐渐有了转机。这充分证明，周恩来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能够作出明智的抉择。此外，在长征的起始阶段，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原本不愿将毛泽东一同带往长征，而是计划将他留驻中央苏区。这并非博古有意借国民党之手消灭毛泽东，而是基于对毛泽东的不满。毕竟，当时无人能预见到，红军撤离后，国民党会在苏区实施那般残酷的“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政策。毛泽东本人也对当时的左倾领导层持有强烈反感，因此不愿随军长征。于是，毛泽东致信中央，请求留在苏区继续战斗。然而，中央已决定由项英留驻苏区，建立苏区中央分局，领导苏区的斗争。而项英与毛泽东关系长期紧张，两人性格同样强势，均不宜同时留驻。若将毛泽东留下，项英便需离开。但长征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苏区留下的其他人员也已确定，其中不少是项英亲自挑选的。在此情况下，若决定留下毛泽东，相应的人员配置也需调整，这不仅工作量巨大，且时间紧迫。因此，博古和周恩来均不赞同毛泽东留下。为了说服毛泽东，周恩来与他进行了深夜的长谈。最终，毛泽东同意随大部队长征。

毛泽东踏上了长征之路。这一行动，实则为中国革命的未来走向和最终命运奠定了基础，埋下了关键性的伏笔。

后续的细节便不再赘述。湘江战役落幕之后，在毛泽东的坚定主张下，红军放弃了原定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会合的既定计划，转而挺进西南。历经“四渡赤水”的艰苦历程，红军成功摆脱了困境，最终抵达了陕北。

周恩来曾言，中国革命的胜利依赖于什么？依赖于谁？必须有一位真正理解中国的领导者，周恩来所指的正是毛泽东。可以说，在经历重大失败后，周恩来深刻领悟到毛泽东的正确性，并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毛泽东的领导。

在毛泽东与张国焘激烈对抗的紧要关头，叶剑英揭露了张国焘的秘密电报，这一举动让毛泽东铭记在心，直至晚年仍对叶剑英赞誉有加，称其“吕端大事不糊涂”。如此一来，面对周恩来在革命危机时刻做出的英明决策以及对他长期以来的坚定支持，毛泽东怎能不满怀感激之情？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真实评价实则呈现出一种辩证的、一分为二的态势。他一方面高度认可周恩来在建国后对国家经济及行政管理体制的构建与运作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尤其是对国务院工作的倾注心力。另一方面，毛泽东也指出，受个人性格和成长背景等因素影响，周恩来在处理一些关键问题时，确实存在过分强调对上级“服从”的现象，对于上级意见的正确性和可行性考量不足，导致在问题处理上显得僵化，缺乏灵活性。换言之，他过于注重避免“组织错误”，有时反而犯了其他错误，甚至包括“路线错误”。对此，周恩来本人也有深刻的认识。在延安整风期间，他曾自我剖析，承认在王明路线当政时期，自己存在“宁肯犯路线错误，也不愿犯组织错误”的倾向。

或许，这正是毛泽东所要传达的对周恩来真实情感的深刻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