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长者谈人物，一语中的。

谈胡适

倘若胡适选择留居于大陆，在五七年那场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中，他很可能成为被攻击的目标。相较之下，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显然不够分量。

1954年，针对俞平伯和胡适的批判事件，实际上众多人的认知受到了误导。那时，大众对于胡适其人及其被批判的原因感到困惑，难以捉摸。然而，到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爆发，这一切的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人们方才明了其中原委。

事实上，回顾今昔，胡适并未遭受彻底的批判。那些发起批判的初衷并未如愿以偿。胡适之子胡思杜的离世实属悲惨（他被打成“右派”，最终以自缢的方式结束生命），实在令人惋惜。胡思杜当时尚年轻，年轻人难免会犯下一些冲动之举。

谈李大钊

自建国以来，中共党史对李大钊的记载长期保持沉默。这种做法显然缺乏客观性，亦显得异常。李大钊与胡适同属一群探索救国救民之道的人士。

然则，胡适心向欧美文化，李大钊则倾慕苏俄模式。李大钊深信，只要能够挽救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所选择的路径并无绝对之重要。然而，在他所处的时代，他确信苏俄的道路是值得一试的。

谈蒋经国

蒋经国亲身见证并深切体会了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种种弊端与恶劣影响。因此，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放弃这种统治方式。

调整体制结构，难免会触及到某些群体的切身利益。蒋经国在此方面表现卓越，在整个改革进程中，成功避免了剧烈的社会动荡。这实属不易。

谈鲁迅

鲁迅常常以其深邃的目光审视着数代人的变迁，尤其是对下一代人的关注。相较之下，当代人往往只聚焦于自身与子女。十九世纪的俄国知识阶层，他们洞悉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以及他们所自称的意义与价值，他们是一批为历史献身的勇士，正是他们的努力，提升了人群的整体素质。

在十九世纪的我国，知识分子群体几乎无所作为。然而，进入二十世纪初，唯有鲁迅独辟蹊径，苦心孤诣地探寻解救广大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良策。他可谓是唯一一位在历史伟大进步中洞察问题、解决问题的先行者。遗憾的是，他的光辉犹如闪电般短暂，转瞬即逝。

效仿鲁迅者众，然多停留于表面，唯有胡风真正继承了其精髓。

谈冰心

冰心的一生，始终秉持着“爱”这一核心理念。她的爱，既广博无垠，又超越了时代的局限与政治的纷争，她本人亦如此。在她漫长的岁月里，无论哪个政府，都对她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对她始终礼遇有加，未曾有过丝毫难为她之处。

在众人心中，冰心形象崇高，为人称道。若有人对她有所不敬，便是与善良之人作对，便是无法容忍一位善良之人的存在。似乎没有人愿意背负这样的恶名。

谈萧红

萧红的《呼兰河传》生动地描绘了彼时中国农村的景象，深刻展现了那一时期中国农民的生活状态。那时的农民普遍显得麻木不仁、愚昧无知、生活贫困，他们似乎无法担负起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的历史使命。

萧红，一位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她的生平，映射了整个民族的沧桑历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萧红的光彩将愈发鲜明，相较之下，她身边那些男性的身影，却将愈发模糊。《生死场》是萧红的一部杰出长篇小说。实际上，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不过是一场关于生与死的不断演练。

谈王实味

王实味的一生似乎笼罩在诸多迷雾之中。他的思想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以王实味为例，其个人特质并不具备深入研究的价值。人们之所以对他产生兴趣，关注的焦点并非在于其人本身。

谈胡风

胡风天真善良，理想主义。

谈舒芜

舒芜的品德有所欠缺。1955年，他擅自将胡风所写的私人信件上交，此举动随即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整胡风运动，导致无数家庭破碎，亲人分离，生灵涂炭。令人遗憾的是，舒芜并未因此获得他所期望的回报，反而深感痛心。舒芜于2009年离世，享年87岁，其人生之路颇为不易。

谈郭沫若

不愿过多提及此人，仅略述其一二轶事。1958年，他出版了一部诗集，名为《百花齐放》，每首诗描绘一种花卉，旨在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一位学子在读完信后，便提笔写道：“郭老郭老，诗作之中精品稀。”他览毕此信，心中不禁涌起“后辈可嘉”之感，随即回信答道：“老郭虽非甚老，佳作亦不多见；不论老少，共同奋发，学习毛主席精神！”

“亲爱的江青同志，您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您在文化战场上英勇无畏，冲锋陷阵，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带到中国的舞台上。”然而，他的命运亦颇为凄凉，两个儿子在“文革”期间不幸丧生。

眼见爱子离世，却无力伸出援手。步入晚年，他拿起毛笔，一遍又一遍地抄写儿子的日记，其情令人哀叹、令人怜悯！

谈陈寅恪

面对问题，尤其是涉及历史的议题，大多数人往往踌躇不前，生怕言辞不当，生怕丢脸，生怕沦为笑谈。然而，陈寅恪却截然不同。无论他如何表达，总能准确无误，且总能让人感受到一种游刃有余的轻松，这得益于他对历史的深刻理解。这也是人们之所以敬仰他的一个重要原因。

谈张中行

张中行在晚年之际，声名鹊起，一时无两。他的著作《负暄琐话》亦广受欢迎，流传甚广。继此之后，他又陆续推出了《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等系列作品。

有话便言简意赅，无话便绵延不绝。那些必须表达的观点，点到为止，绝不拖泥带水。

张中行所言那些看似“无用”的言辞，虽细碎连绵，却读来并不令人感到厌烦。而那些真正“有用”的话语，往往到了嘴边却又缄默不言，然而读者心中却早已“洞若观火”。

这正是高手作文的典范，亦或是所谓的“高手作文”之一种技法。

谈梁思成

新中国成立之初，梁思成目睹了北京城遭受的大规模拆除，心中不禁悲痛至极，泪水夺眶而出。在他的规划中，他憧憬着在老北京之外，建造一座全新的城市。一古一今，宛如扁担两端，相互映衬，“日月争辉”。然而，他的这一宏伟蓝图却未能得以实现。

谈老舍

老舍先生，其人格之正直，行事之正派，均为世人称道。自幼身处北京的社会底层，他深知底层人民的艰辛生活，因此能够创作出《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杰出的文学佳作。在文学风格上，老舍先生亦有着曹雪芹先生的遗风余韵。

新中国成立之际，老舍满心欢喜，亦全然拥护。自此，他拿起笔杆，以满腔热情赞颂崭新社会，创作了《龙须沟》等作品。老舍的思想转变，始于反右运动之后。归国后，他惊悉昔日众多好友均被划为“右派”，如同冰心一般，他深感困惑不解。此事对他影响深远。而至“文革”时期，老舍终于遭受了直接的冲击。

在那段特定的时局中，他的家人对他滋生出不满，甚至演变成了怨恨。他心中开始觉得，这世间已无值得留恋或牵挂之物。正是在这种心境下，他决定走出家门，前往太平湖。当老舍身处批斗、批判的困境，面临人生中最艰难、最险恶的时期，最需要亲人的理解与支持以度过难关时，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却选择了弃他而去，与他划清了界限。

谈俞平伯

俞平伯的文字，通俗易懂，却蕴含深意，耐人寻味。1954年，一场针对俞平伯的批判浪潮席卷而来，声势浩大。当时，许多人并不明真相，却盲目随波逐流，纷纷加入批判的行列。然而，随着历史尘埃的慢慢散去，人们渐渐从梦中惊醒，方才恍然大悟：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所谓批“俞”，实则另有目的，真正的靶子却是胡适。

谈周扬

周扬在经历了自身的磨难之后，方才深切体会到了被打击的痛苦，并开始了悔悟。丁玲之所以直至生命的尽头都不愿宽恕周扬，正是因为周扬曾对她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周扬在文艺界和理论界享有极高的地位，被誉为“太上皇”。他与胡风的分歧，最初源于理论观点的差异。

周扬曾将启蒙与救亡视为相互对立的概念，而胡风则持有不同见解，他认为启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救亡则是一种暂时的迫切需求。（毕竟，正是日本侵略者的入侵，催生了“救亡”这一紧迫议题。）周扬的忏悔，不仅是对个人过往行为的反思，更是对那个动荡时代的深刻反省。

他深感那个时代存在弊端，对于那段历史的否定，实为难得的勇气。他晚年所倡导的“人道主义”以及探讨“异化”等议题，亦是长期深思的成果。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周扬既是曾经的“害人者”，亦是不幸的“受害者”。

谈夏衍

“中央美术学院，不过是个微缩的台湾。”这种定性无疑令人感到惊悚。那么，“小台湾”究竟指的是什么？

“小台湾”之称暗示着中美院已非共产党执政，而是由国民党派系掌控，中美院似乎已沦为国民党的势力范围。这种状况的性质，无疑是敌对矛盾。一时间，所有人，包括院领导在内，都感到惶恐不安。

昔时中美院的领导层，在批胡风、反右运动中，表现尤为踊跃，整治了众多人。他们未曾料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最终自身也未能幸免，遭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全面打击。然而，随着“文革”的爆发，夏衍亦未能幸免于难，开始遭受迫害。

他被指控的罪状，竟是以其为“电影艺术领域反党黑纲领的炮制者”。实则，这与他被诬称中美院为“小台湾”如出一辙，纯属无中生有的诬陷。

夏衍遭受了游街之辱，频繁遭受大会批判、小会斗争，遭受了侮辱与毒打，最终被监禁于秦城监狱，长达8年零7个月之久。在狱中，他的右腿不幸被踢断，然而却无人为他治疗，最终导致了他终身的残疾。

谈吴晗

吴晗的结局固然凄惨，然而在他权势滔天、位居高位之际，对待他人却是毫不留情，手段强硬，几近狂暴。在“反右”运动期间，他在民盟举办的对章伯钧与罗隆基的批判会上，发表了题为“我愤恨！我控诉！”的演说，言辞犀利，火力全开。

实际上，吴晗当时的行径，并非简单归咎于“形势所迫”，实则暴露了他毫无廉耻之心。他根本不配被称为“知识分子”。

吴晗之亡，固然是一出悲剧，却亦在情理之中。其笔下的文字，意图昭然若揭，明眼人皆可一目了然。他的《海瑞罢官》之作，原本不过是“奉命”的产物，亦或是所谓的“迎合”之作，即便吴晗本人，恐怕也未曾料到，竟会因此蒙受罪责。

谈丁玲

曾有幸与丁玲有过一面之缘，那是在1955年前后。那时的她，外貌显得颇为粗犷，苍老，宛若一位来自河北农村的村妇。丁玲遭受磨难，固然令人同情，实则也似乎有其必然之处。她在台上时，对他人也毫不留情，同样展现出严厉的一面。

建国之初，她便热情地投身于对沈从文的批判之中，其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郭沫若。然而，鉴于她与沈从文的深厚交往，这似乎有些不合常理。丁玲的著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了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

在当时，纵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堪称佳作，然而诸多更胜一筹的小说亦层出不穷，却无人将它们推举至“斯大林”面前。

谈邓力群

邓力群以其鲜明的“左”倾倾向而闻名，甚至被誉为“左王”。然而，在晚年，他本应客观、公正地审视一些历史问题，却未能如此。对于那些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事物，他仍旧固执己见，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伪君子的行径。特殊的人生历程塑造了他宁“左”勿右的性格特点，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哀，更是一种社会现象的折射。

谈曹禺

曾多次目睹曹禺的风采，身材矮胖，给人的印象并不似一位作家，倒更像是一位商人。曹禺的戏剧作品中，《雷雨》堪称佳作，是他厚积薄发的结晶，而其他作品则显得略显平淡。然而，《雷雨》似乎存在抄袭之疑，其灵感源自戏剧巨匠易卜生的经典剧作《群鬼》。当时年仅22岁的曹禺创作《雷雨》，其天赋显而易见。

曹禺，与老舍同出一辙，在建国之后，亦紧密跟随时代步伐，热情投身于国家建设与生活体验之中。正如曹禺所言，“收获颇丰，却无头绪可寻。”

他受命创作以“民族大团结”为主题的画作，于是挥毫泼墨，绘制了《王昭君》一图，然而这幅作品实难称得上佳作；及至被委托以“巴黎公社”为题，他起初欣然应允，但不久便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笔触难以施展，最终竟无奈交出了空白的画卷！

谈巴金

对巴金的印象总体而言，他似乎是一个本无需忏悔之人，却不断进行自我忏悔；而那些最应忏悔者，却总是装作不知、沉默不语。这种现象，或许可以称之为“巴金现象”。巴金原本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他反复思考，实在难以找到一个称得上是好的“政府”，亦不知何种政府形式能够真正称得上是优良。

1921年春，巴金曾感慨道：“所谓‘政府’，实则是对人民自由的极大束缚。自政府设立以来，我们的自由已荡然无存，一举一动无不受到政府的干预。”英国哲学家戈德尔亦曾提出：“无论如何，政府本身便带有邪恶的本质，越简省越好。”

平心而论，这番言论固然含有几分真谛，却也难免过于激昂。巴金在晚年凭借《随想录》的撰写，使其人生境界得到了升华。

谈韦君宜

韦君宜的《思痛录》颇具价值，其深度远胜于季羡林的《牛棚杂忆》。

谈孙犁

孙犁晚年的散文作品颇受好评。尤其是那些怀念故人的篇章，其中巧妙地融入了他对世间万象与人生哲理的深刻感悟。

谈流沙河

流沙河之才，堪称上乘，无论人品还是文采，均令人称道。在“右派”帽子被摘除之后，他的反思并非聚焦于个人所遭受的苦难，而是深刻地思考民族的兴衰。流沙河的文字，往往从那些微不足道的琐事入手，读来，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却往往让人产生共鸣，发现自己竟曾忽略过这些细节。

渐渐地，我读着读着，突然领悟到，他笔下的并非都是些琐事。这一点与沙叶新的写作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沙叶新常常聚焦于宏大主题。然而，尽管他们的路径各异，最终却殊途同归。

谈张贤亮

历经“反右”的风雨，张贤亮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扭曲。他深陷在一种观念中，认为社会与他人都有义务为他作出补偿。若“反右”的冤案能早些得以昭雪，或许张贤亮的名字便无从谈起了。在他的创作中，构筑了一个虚构的世界，然而那个世界却显得异常污秽。

张贤亮，无论是在个人品行还是商业活动中，所欠缺的始终是那份诚信。而他与中国“第一美妇”宫雪花的交往，却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本真面目。

谈曲波

曲波素来谦逊低调。在其作品《林海雪原》中，曲波将可书之事娓娓道来，而对于不宜公之于众的内容则予以保留，此手法与《红岩》有异曲同工之妙。《红岩》中，甫志高作为唯一的叛徒，其地位微乎其微，看似无足轻重，实则与历史事实有所出入。

实为背叛者者，乃地下党在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及市委副书记冉益智，《红岩》的创作者竟未能直言其事。

《红岩》一书的创作者将烈士们在世时所表达的坚定诉求与真挚期望，凝结为八项宝贵意见，提交至党组织，然而，他却始终未将其公之于众。曲波曾率领一支文艺工作团深入偏远的深山密林，慰问驻守在那里的军垦战士。遗憾的是，抵达后，那些女团员们不幸遭遇了不测，被不法之徒掳走。

曲波身材单薄，不高，腿部因战伤留下残疾，行走时步履蹒跚。人们见到他时不禁好奇：如此文弱的身影，究竟如何在险峻的深山老林中成功剿灭匪患？

谈浩然

浩然的一生，实则是一场悲剧。步入晚年，他对此有所省悟，然而却不愿面对，亦不敢直面。承认，无疑是痛苦的深渊；而否认，亦伴随着无尽的折磨。晚年时，浩然曾言：“我对过往创作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从未感到懊悔，反而深感自豪。”

事实上，提及此言不禁让人联想到一位面临死刑的罪犯在行刑前的话语：“二十年后再来，我仍是英雄！”这究竟是真正的洒脱还是装出的豪迈？是真正的无知，还是真正的硬汉？唯有他自己知晓，旁人无法妄加评论。

一位文坛新秀，意外地获得了原本不应属于他的荣光，亦或是他所获得之物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这不禁使他陷入了狂喜之中。在浩然任职于北京作家协会期间，他对某些资深作家表现出极大的不敬，尤其是对老舍先生，更是极尽轻慢之能事。

谈王蒙

就我个人而言，对王蒙并无好感。他在解读《红楼梦》时的文字，缺乏坚实的考证支撑，学术价值因而不高，故而难以将他视为真正的学者。

王蒙的品格略显不足，相较于从维熙、邓友梅，乃至张贤亮，均有不及之处。

王蒙的人生历程，铸就了他独特的文学成就。其小说中浓厚的政治色彩，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无不感受到他对世事洞察之深、人情世故之熟。

谈黄永玉

黄永玉才智过人，却多以小聪明著称。他的文字与故事，往往源自于古代的笔记小说，稍加观察，便能辨识出其出处。

在沈从文遭遇困境之际，黄永玉未曾前去看望沈先生，亦未曾对外宣称沈先生是他的表叔。然而，随着沈从文声望的日益攀升，每当有机可乘，他便自称沈先生是他的表亲，仿佛自己是沈先生最为亲近与唯一的血脉。

谈黄苗子

黄苗子的书法颇具个性，独树一帜。至于他的“人品”，诸如担任“卧底”时的“告密”行为，此处不便过多评论。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他或许有着自己的不得已，而具体情形我并不了解，因此不便妄加评说。

谈徐悲鸿

中央美术学院，由徐悲鸿先生亲手创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学院众多领导者均出自延安。这些延安来的领导者，对于所谓沦陷区的旧有人员，态度颇为轻蔑，且缺乏尊重，即便是对于徐悲鸿先生亦然。

谈江丰

在建国初期，江丰肩负起领导中央美术学院的重任，担任院长一职。他性格温和，待人亲切，然而，在政治立场上的倾向却颇为鲜明，虽然立场较为坚定，但相较于周扬，他的“左”派色彩略显逊色。然而，这两位资深的“左派”人物，却总是难以和谐共处。

有一次，周恩来将江丰邀至中南海。在步入室内之际，江丰脱去大衣，将其搭在胳膊上。周恩来察觉江丰到来，随即起身相迎，并说道：“请坐，请坐。今日邀您至此，正是为了解决您与周扬之间的纷争。”

江丰闻言，顿时怒火中烧，他面向周恩来大声道：“我有什么问题！”话音未落，便转身离去。随后，即1957年，江丰及其他一批来自解放区的人员，亦被错误地划为了“右派”。

谈张光年

张光年，笔名“光未然”，与一众同仁同出解放区（延安），平日里总流露出救世主的气概。1984年，张光年先生携几位中国作家赴日本访问。在游览箱根的地下温泉时，眼前热气腾腾、浪花翻滚的温泉景象，令张光年忽然低声对从维熙说道：“维熙，看这景象，这不就是你，还有王蒙、刘绍棠……你们终于从地层深处，涌升至地面之上。”

从维熙回忆道：“难以置信，张光年竟会在此地萌生如此奇特的念头，将我们这代在五七年遭受磨难作家，比喻为奔腾不息的地泉。”接下来的话语更是触动从维熙的心弦。

张光年感慨道：“纵然当年我未曾亲自主导处理你们的‘右派’问题，但身为一位担当文学领域的资深文化工作者，我自感肩负着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在热烈欢迎你们归来之际，我内心常常涌起一种难以言说的愧疚与罪咎。”事实上，在反右运动中，张光年并未对从维熙直接采取措施，然而，他对其他“右派”的处理却颇为严厉。

谈吴冠中

吴冠中常言：“笔墨等于零。”然而，若失去笔墨，吴冠中的画作岂不亦随之归于虚无？实则，他的笔墨运用恰到好处，且颇具匠心，这正是他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吴冠中的画作多属小品，将他尊为大师，实难为众人所信服。

从美术史的视角审视，他似乎并无任何特别值得铭记的佳作。吴冠中最初投身于油画创作，却未能成就显著，遂转而尝试国画。而吴冠中所撰写的部分短文，的确颇具文采。

谈华君武

华君武太滑。

谈顾准

顾准堪称非凡之才。他彻底颠覆了人们追求在地上建立天堂的观念，或者说，从根本上将其扭转了方向。遗憾的是，他的生命过于短暂。若能再延长二十年，即便仅仅是十年，他的影响力或许会更加深远。

“眼前尽是金黄的麦浪，等待着收割，却终究无缘一亲其手。”顾准的离世异常凄凉：他的妻子先他而去，且是以自我了断的方式；孩子们对他亦不认，以至于连一面的愿望也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