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在“文革”时期曾身居上海市市委书记及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职，同时也是第九届和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文革落幕之后，他遭到了法律的严正判决，被认定有罪。作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核心成员，他经法院审理，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最终，他在1995年圆满服完刑期，重获自由。

晚霞映照下的往事：据传毛泽东曾有意将王洪文定位为继承人，这一消息引起了广泛的猜测。您与王洪文在“造反”运动中并肩作战，并在“文革”时期长期紧密协作。能否分享一些这段历史的背景和鲜为人知的点滴故事？

徐景贤：起初，肩负起连接毛主席与王洪文之间纽带与桥梁重任的，正是张春桥。

张春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深得毛主席的青睐，遂获擢升至京城，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不久，他再度被委以重任，赴沪负责处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以下简称“工总司”）自成立以来引发的“安亭事件”等事宜。在此期间，我与当时的“工人领袖”王洪文、潘国平等人交往频繁。面对他们身处逆境的困境，我始终给予坚定的支持。因此，王洪文等人对张春桥心怀感激，对他言听计从。

在与我对话的过程中，张春桥提及“工总司”的几位要员，不禁轻声一笑：“他们竟将我称作‘老者’！”（追溯至解放前夕，上海的街头巷尾充斥着地痞流氓，他们争相以‘老头子’为庇护，试图借此夺取地盘，巩固自己的势力。）此话并非虚言，张春桥在“工总司”中的影响力之深，乃至仅需他一言，便能轻而易举地平息所有纷争。

在选拔“工总司”的关键领导成员时，张春桥经过周密考虑，鉴于王洪文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便将他推升至领导层的高位，而将另一位在造反初期更具声望、年纪较轻且非党员的潘国平降为次要角色。王洪文对此心照不宣，因此对张春桥更加顺从，言听计从，并无任何异议。

1967年新春伊始，张春桥与姚文元重归上海，担负起新的职责。从此，他们每隔数日便需向毛主席及“中央文革”提交一份详尽的书面报告。借助张春桥源源不断的报告，毛主席逐步了解了“工总司”及王洪文等人的相关信息。

提及毛主席与王洪文的初次面对面交流，此事发生在1967年7月。在周总理的周密安排下，毛主席从武汉抵达上海，入住位于西郊的顾家花园招待所，该地被戏称为“414”。

在那个时代的上海，“八·四”事件风起云涌，王洪文汇聚了三十余万工人，手持长矛与短棍，调动了数百辆卡车、铲车以及消防车等重型装备，一举攻陷了反对上海市“革委会”和“工总司”的上海柴油机厂“联司”组织。

夜幕低垂，毛泽东乘坐坚固的防弹装甲车来到外滩，实地考察。他看到一群“文攻武卫”战士头戴藤帽，手持长矛，气势磅礴地守卫在上海市革委会的门口。毛泽东对比了上海与武汉的情况，发现上海的工人造反派能够牢牢掌控局势，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张春桥就如何重建上海民兵一事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指示：“武装十万工人。”张春桥进一步询问：“是否需要配备枪械？”毛泽东幽默地回答：“每人给一根棍子！”

在毛主席莅临上海的宝贵时光里，张春桥曾向我提议，电视台应增加节目播出的数量。基于此建议，我特意安排电视台播出了反映上海工人武装冲击“上柴联司”事件的纪实影片，并对几场针对原上海市委负责人的电视批斗会进行了现场直播。这些批斗会分别在上海市的杂技场与文化广场隆重举行。

张春桥与毛主席一同在招待所内观赏电视节目，恰逢王洪文正在批斗会上作总结发言。张春桥随即向毛主席详细介绍了王洪文的背景。毛主席亲自观看了王洪文的发言。这位曾率众攻克上海柴油机厂的“工总司”司令，在电视屏幕上表情激昂、情绪充沛，给毛主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68年盛夏的7月，毛主席发表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显著批示，紧接着，中央迅速发布了《关于派遣工人宣传队进入学校的指示》。由此，工人阶级再次赢得了尊崇与显赫的地位，而知识分子则被贬为所谓的“臭老九”。在这样的形势下，王洪文等人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工人宣传队纷纷涌入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甚至连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各个部门也纷纷更名为“工宣队一办”、“工宣队二办”……

于1968年国庆佳节之际，党中央与国务院热情邀约全国工人阶级和“工宣队”的精英分子汇聚京城，共同见证这一盛大的历史盛事。王洪文同志作为上海代表团的领队，肩负着重大使命，亲身参与了这一庄严的历史节点。

在国庆的盛况空前之际，王洪文及其同事得以入住中南海，实属难得的荣幸。回顾文革初期，王洪文带领上棉十七厂的“誓死造反队”前往京城申诉，那时他们只能暂居于北海附近的商业招待所。相较往昔，此次的礼遇，恍若隔世，差距之大，令人感慨。夜幕低垂，万籁俱寂之时，周总理亲自莅临观礼代表的住所，关怀备至，让代表们激动不已。王洪文更是喜出望外，因为在国庆游行队伍的检阅结束后，毛主席竟然在天安门城楼上单独接见了自己。

王洪文接到了通知，内心激荡着难以言喻的兴奋与一丝不安，急匆匆地踏入天安门城楼上的贵宾接待厅。眼前，毛主席正端坐于中央的沙发上。王洪文身着当时流行的军装，迅速上前，向毛主席敬上了标准的军礼。毛主席随即向一旁的林彪引见王洪文，林彪亦以礼节性的动作，与王洪文握手致意。

“瞧，那位军长便是尤太忠，世人皆称他为‘尤大麻子’。”

王洪言感慨道：“往昔，我曾在军中担任警卫与通信员，六年的军旅生涯中，我有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6年，我从军中退役，转投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以保全工的身份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1964年，我有幸被调至保卫科，担任干事之职。当‘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席卷而来，我便紧随毛主席的脚步，积极参与了针对上海市委的抗争行动……”

毛泽东主席不等对方说完，便打断询问：“你目前是在工厂还是‘工总司’担任职务？”王洪文回应：“我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职务，并兼顾‘工总司’的事务，每周还会去工厂参与劳动。”毛泽东点头，并告诫：“务必与劳动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切不可与他们疏远。”

在这场个别交谈中，毛主席对王洪文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良好印象。自此，主席屡次向他人推荐，赞叹王洪文“既耕田务农、又服役军旅、更务工生产，兼具工农兵多重身份，继而担任干部，其经历可谓丰富而全面。”——这样的评价由此产生。

自毛主席亲自接见王洪文之后，他的地位迅速攀升。国庆观礼的代表们纷纷返回上海，唯独王洪文滞留原地，他受到特别安排，得以列席从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扩大“八届十二中全会”。正是在此次全会上，刘少奇被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并作出了将其永久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党外所有职务的决定。此外，全会还对所谓的“二月逆流”进行了批判，并对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众多同志进行了批斗。这标志着王洪文初次踏入党的最高政治生活圈。

请注意，在座诸位，现在请名叫王洪文的同志起身，让大家共同见证他的风采。（王洪文起身）他是上海市工业总公司的领导人，也是市革命委员会的一员。王同志，请问您今年贵庚？（王洪文回答：三十四岁。）大家知道，两年前发生的安亭事件正是由他一手策划。在今天的会议中，我们欣喜地看到青年同事们的积极参与，但人数似乎还不够充分。

王洪文重返上海，心情澎湃，向我们详细讲述了毛主席接见时的情景以及参与中央全会的深刻感悟。他更是不吝珍视，特意将他与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同框的照片，送往上海展览馆，供大家观赏。

考虑到毛主席对王洪文的特殊关照，张春桥与姚文元在回到上海之后，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他们重新排列了上海市“革委会”领导班子成员的名单，将之前排名靠后的王洪文提到了我的前面。自此，“徐老三”这个由上海红卫兵所赐予我的昵称，便正式归属了王洪文，使他毫无争议地成为了“王老三”。

不久之后，筹备“九大”的工作在全国各地逐步铺开。王洪文同志成为上海“九大”筹备小组的关键成员之一。他与我一同肩负起搜集并整理叶剑英、李先念、陈云、陈毅、聂荣臻、谭震林等领导同志的资料重任。在此基础上，他亲自负责编纂了一部《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并将其携至“九大”现场，作为批判的参考资料。

值此“九大”召开之际，王洪文不仅担纲上海代表团的核心使命，而且荣膺华东大组组长之要职，多次参与由毛主席亲自主持的紧凑而精炼的小型会议。1969年4月13日的午后，在“九大”各区域组长汇聚一堂的场合，毛主席三次点名王洪文，与他展开了深入的问答对话。

在“九大”会议的4月14日，王洪文成为焦点人物，他作为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发表了重要讲话。尽管如此，若要谈论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发言的最佳人选，王洪文并非最恰当之选，那应当是王进喜，这位被尊称为“王铁人”的英勇战士。他是大庆油田的一名普通工人，同时也是全国劳动模范。在“工业学大庆”这一伟大运动的推动下，“王铁人”的英勇事迹已经家喻户晓。在此次“九大”会议上，他也荣幸受邀与会，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的成员。

理应而言，王进喜，被誉为“王铁人”，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担当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发言，本应是顺理成章的举动。然而，他却未能得到“中央文革”的认同。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核心人物均认为，“文革”前期的劳动模范普遍思想较为保守，其“路线觉悟”相对薄弱，不敢对“走资派”发起挑战。因此，他们反对让王进喜这样的劳动模范在全国“九大”上发言，而是倾向于选择那些“路线觉悟”更为坚定的造反派工人代表上台发言。

鉴于王洪文深得毛主席的宠爱，他才有机会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在“九大”上发声，这一殊荣也引来了“中央文革”的高度重视。然而，直至4月13日的午后，毛主席才最终确定了发言人的名单。

次日，王洪文即将登台发表演说，内心焦虑难平。我答应为他草拟发言稿，并转呈张春桥、姚文元审阅和修改，这才使他稍微平复了心绪。随后，他向我借了十五元，前往大会设立的小卖部选购了一条黑色的高档棉质长裤，并配以一件全新的上衣，这身新装扮让他更添工人阶级代表的气质。

1969年4月14日的午后，随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依次登台发言，毛主席亲自出声，指示道：“请王洪文同志发言。”王洪文同志从主席团的位置上站起，缓步走向一旁特别搭建的讲台。他操着那清晰而略带东北口音的普通话，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向全党同志发表了一席讲话。

次晨（四月十五日），正值大会公报对外公布之时，王洪文的姓名与毛主席、林彪等中央常委的名字并排呈现，他的发言照片亦被置于报纸的显著版面。从此，王洪文的知名度在国内迅速传开，甚至海外也有所耳闻……

在“九大”的选举之际，王洪文与我竟然巧合地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上海地区的资深干部马天水也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至于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人则同时踏入政治局的行列。鉴于张春桥和姚文元日后必须集中精力处理中央事务，难以分身，他们回归上海的机会自然屈指可数，因此他们决定将上海的工作重任委托给王洪文和我共同承担。

1970年8月，庐山举办了“九届二中全会”。在是否设立“国家主席”的议题上，王洪文及我均坚定地与毛主席保持一致立场。江青在庐山住所私下会见了王洪文和我。她直接对王洪文表示：“你明白吗？毛主席对你寄予厚望！”在毛主席与林彪关系破裂的敏感时刻，我们领悟到了江青话语中的深意。

王洪文归返庐山后，便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对陈的批判之中。（伯达）在整风运动期间，他郑重承诺，将严格遵循毛主席的教诲，致力于自身的道德修养，并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著作。我和他结成了“一帮一、一对红”的学习搭档，每日上午便在家中共同研读《共产党宣言》与《国家与革命》，随后，我们更是联合市委常委，共同研讨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在深入总结学习体会的基础上，王洪文接纳了我的建议，委托我执笔起草了一份向毛主席及党中央的正式报告。报告详尽地陈述了王洪文在研读马列经典著作过程中的收获与感悟，并严肃地作出承诺，将坚定地反对陈伯达等政治骗子所散布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此举实质上是为了与林彪所提出的“天才论”明确区分开来。

这份报告深得毛主席的青睐，其批示予以高度认可，并批准将其作为中央红头文件印发，供全国省军级干部广泛参阅。因此，王洪文再次成为毛主席所推崇的学习典范。

1971年四月，中央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会上，王洪文亲历了毛主席对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检讨批示，深切地感受到了对林彪集团斗争已迈入新阶段的态势。紧接着，王洪文与我有幸一同在会上发表联合声明，揭露了林彪集团在庐山所发动的那次突然袭击，其实质乃是一次未遂的政变阴谋。

同年八月与九月间，毛主席开始了南行的巡视之行，途中不断发表演说，揭露了林彪集团的背叛党纪之行径。9月10日，毛主席突然莅临，直接从杭州抵达上海。当天，他在专列上接见了王洪文。次日，毛主席又邀请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至上海，亲自召集了许世友与王洪文，向他们详尽阐述了林彪事件的真相。

9月13日，林彪暴露身份。王洪文接到中央的紧急通知，立即动身前往北京，接受相关指示，随后迅速返回上海。他着手对林彪的亲信——空军第四军政委王维国和空军第五军政委陈励耘进行抓捕，并全面负责上海地区的林彪专案工作。所有关键材料均由王洪文指派专人直接呈送周恩来总理，再由总理转呈毛主席。在这场揭露批判林彪集团的斗争中，王洪文的忠诚赢得了毛主席的深切信赖。

在1972年9月的那个清晨，王洪文接到张春桥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的，是一则关于工作调动的消息。中央决定将他的任职地调整至北京，进行深造。王洪文对此感到出乎意料，但他并未敢询问关于学习内容与方法的细节。张春桥在电话中解释说，学习需要一段时间，因此他需要做好衣物和生活用品的妥善准备，并且可以携带一名秘书一同前往。

王洪文结束通话后，立刻召集了我、马天水与王秀珍进行商议。我们于康平路市委的小礼堂内进行了历时数小时的深入讨论。

我说：“这次中央作出的派遣老王进修的决定，无疑是毛主席英明决策的体现。早在‘九大’时期，毛主席便已明确提出，应从广大工农积极分子中选拔杰出的干部。”

王秀珍言辞敏捷，轻拍了一下手掌，便兴奋地宣布：“哈哈，老王有望进入中央政治局了！”

王洪文止住她：“嘘，别乱说。”

马天水频频点头:“林彪集团垮台以后,中央的人越来越少了,洪文同志去了以后,很有可能回不来了……”

1972年9月6日晚，我们在锦江饭店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为王洪文同志送行。翌日清晨，我们一行人抵达虹桥机场，为他踏上征程送别。王洪文同志及其秘书小廖（祖康）手持旅行箱，向我们挥手作别。

我们目送着王洪文的座机，“扶摇直上”，渐行渐远，驶向北京……

夕阳人影：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中，王洪文抵达北京后曾一度风光无限。然而，大约两年后，他的公众形象开始减弱，甚至有一段时间似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您是否了解其中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徐景贤：王洪文被调至北京之后，中央领导要求他既要专心学习，又要积极参与中央的工作。周总理对他格外关照，特意安排他入住钓鱼台九号楼，与张春桥、姚文元同住。尽管王洪文对于中央此次调任的最终目的尚感迷茫，但有一点却是明确无疑的：毛主席此举意在进一步提拔重用他。

事实确凿，毛主席在王洪文安顿之后，便陆续与他进行多次深入谈话，详尽地探询了他的过往经历。在对话过程中，毛主席不时提出种种问题，认真倾听他的见解与观点，既对王洪文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又给予了他指导与支持。毛主席更是特别关照周总理亲自进行传帮带，在周总理主持的每一次会议上，都特意通知王洪文参加，并鼓励他积极发表意见。中央办公厅还特意为王洪文提供了全套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主席的著作，以便他能够深入学习和研究。

面对毛主席的“考验”与考察，王洪文起初的确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中央决定调他前去，旨在强化学习，他亦步亦趋地投入到学习中。他向我提出，希望将上海市委写作组的肖木调往北京，担任他的理论学习辅导员。肖木作为写作组的中坚力量，不仅理论造诣深厚，文笔亦颇佳，文采斐然，我自然是不愿他离去。然而，王洪文明确指名要他，我亦不得不忍痛割爱，放他离去。

肖木协助王洪文制定了研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计划，两人每日坚持共同阅读两小时，无论工作多么繁忙，均坚守这一约定。王洪文目睹毛主席学习英语的决心，亦深受鼓舞，于是通过我，从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精选了一位姓黄的英语教师，将其调至北京，专门辅导他学习基础的英语字母ABCD。

王洪文迅速融入了中央高层夜间工作的日常节奏。鉴于毛主席习惯于白日休息、夜间办公，因此从周恩来总理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普遍选择午后方起，着手处理政务文件。晚餐过后，他们便投身于各类会议，参与政治局集体办公，直至黎明时分方才就寝。

王洪文在周总理的身边实习期间，参与会议的频率极高。1972年11月，张春桥抵达上海，他对马天水、我以及王秀珍透露道：“洪文在北京，其忙碌程度超过了我和文元。我们仅参与政治局的活动与中央的会议，而他，无论总理召开何种会议，都必出席。国务院、中央军委，乃至国家计委的会议，也时常邀请他出席。此外，他所面临的文件数量也远超我们，总理指示各部门向他呈递文件，他连浏览都感到应接不暇……”张春桥接着向我们透露了另一消息：“看来，洪文难以回归了！”他宣布，经过他与姚文元、王洪文的商议，上海的工作日常将由老干部马天水负责主持。

毛主席时常委派王洪文前往全国矛盾尤为激烈的地区，旨在观察并锻炼其处理问题的能力与水平。他先后被派往新疆、浙江等省市自治区。王洪文乐于外出，因其身为中央特派员，抵达当地总能受到负责人热情的接待和丰盛的宴请。至于处理两派冲突和地区武斗等问题，对他而言则游刃有余。在上海任职期间，他常亲临现场调解两派矛盾，解决“文革”期间“老、大、难”单位的问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今，他来到这些“老、大、难”的省、市、自治区，召集两派负责人开会，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与期望，并要求双方进行自我批评，力求做到公正无私，工作成效显著。他所处理的省、市、自治区，局势均有所改善。这些成果反馈至毛主席和周总理处，令他们倍感欣慰，对王洪文也颇有好感。

毛主席对王洪文的赞誉亦日渐加深。在一次与张春桥的交谈中，他言道：“王洪文曾身为工人，投身军旅，亦曾躬耕田野，他的资历相较于你我，无疑更为出色。我们应当深入理解工农兵的生活，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他自己亲身经历过工农兵的生活，已具备了相应的条件。”由此可知，毛主席有意将王洪文置于张春桥之上，故而需先行说服张春桥。

1973年5月，中央传来通知，要求我们赴北京参与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核心议题，便是关于“十大”的筹备工作。众所周知，“九大”召开于1969年，按照常规，“十大”本应相隔五年甚至更长时间举行。然而，那部曾宣称“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九大”党章，已经显得过于陈旧，不得不作出提前召开“十大”的决定。

在此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总理亲自主持，并向我们传达了重要信息：应毛主席的倡议，政治局一致决定，将王洪文同志调至中央，赋予其列席政治局并参与工作的资格。此外，依据毛主席的指示，会议进一步决定，由王洪文同志担任党章修改小组负责人，负责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并提出新的党章草案。至此，新的接班人的轮廓已然逐渐显现。

同年8月20日，中央再次通知我们参加“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的会议。遗憾的是，毛主席并未出席，因此周总理受命传达了毛主席关于重视培养新生力量的重要建议。随后，周总理宣布，依照毛主席的指示，王洪文被任命为“选举准备委员会”的主任，而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则被任命为副主任。

周总理宣布结束，随即谦逊地从主持人席位上退至一旁，邀请王洪文接棒主持接下来的会议。在场的104位高级干部，包括中央委员以及中央各部及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立刻意识到：王洪文已升任毛主席的接班人，而周总理的责任便是“扶持一程，助其踏上征程”。

1973年8月24日，午后时分，“十大”会议隆重开幕。毛主席亲自莅临现场并主持了整个大会，宣布由周恩来同志进行政治报告的演讲，并由王洪文同志负责党章修改的汇报。此举使得王洪文同志的党内地位迅速攀升，跃居至第三把交椅。

那日，大会的气氛显得格外不凡。在会议正式开始前，周总理向代表们透露，今日将召开“十大”，此事对外严格保密。此刻，我们齐聚于人民大会堂，而三楼宴会厅正举办着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的酒会，众多外国友人欢聚一堂，翩翩起舞，恰巧为“十大”的召开提供了掩护。代表们均感到此事颇具神秘色彩。此外，除少数年老体弱者外，多数代表并非乘车抵达，而是沿着蜿蜒曲折的地下通道步入大会堂，这一举动更添了几分神秘氛围。

代表们齐聚大会堂，翘首以盼毛主席的到来，然而久候之下，毛主席迟迟未登台。王洪文后来向我透露：“毛主席的双腿行动不便，正在后台刻苦练习步伐。待他适应后，方能无需他人搀扶，缓缓走上主席台。”

会议落幕之际，代表们纷纷鼓掌，热情地送别中央领导离场。然而，毛主席却未曾起身。我身处主席台后排，目睹毛主席用双掌撑住座椅两旁的扶手，尝试站立，却终未能如愿。旁边的周总理立刻高声宣布大会已经结束，并伸出双臂，示意大家离去。但见毛主席仍旧安坐不动，代表们纷纷驻足，无人愿意先行离开。

周总理显得焦急万分，迅速步至后台，与毛主席的护士长和卫士长商讨对策。当时的情况既不允许公开透露毛主席的健康状况，亦不便派遣人员上台将毛主席搀扶下来。无奈之下，周总理只得重返舞台，面对一千二百多位代表郑重说道：“此刻，毛主席正在目送大家离场。请各位代表分批同时离场！”毛主席亦微笑回应：“若你们不先行，我亦不便离开！”

“伟大领袖毛主席步履矫健地登上主席台，面色红润，神采飞扬。”唯有细致入微的观众方察觉，当年有关召开“十大”这样重大事件的新闻纪录片，竟未对外公开播放。

8月28日，随着大会选举的顺利完成，“十大”将正式落下帷幕。会议如约举行，周总理庄严宣布：“今日之会，毛主席因故请假。特此委托王洪文同志代为行使投票权，以完成对十届中委及候补中委的选举。”

随后，周总理庄严宣布：“投票现在开始。”身着崭新军服的王洪文起身站起，态度谦卑地走向毛主席的座位，双手拿起桌上摆放着的毛主席的选票。

早在“九大”的时候,毛主席就提议:谁赞成选票上的名单就不必一一画圈了,如果反对的话就在某人的姓名下打一 个“X”。所以,这份不着一个符号的名单,就表示毛主席完全同意。

王洪文双手紧握着那张选票，如同捧着一份沉甸甸的信任与重托，步履稳健地走向票箱，庄严地投下了这一票。在场的每一位与会者，从周总理至众人，都目光紧随，全场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在本届“十大”会议中，王洪文光荣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自1973年9月12日毛主席接见法国总统蓬皮杜起，每逢毛主席接见贵宾，周总理与王洪文同志便分列两侧，担任陪同。直至1974年5月底，此类场景的照片在《人民日报》上接连刊登，累计达十六次之多。

在这短短数月间，王洪文逐渐沉迷于逸乐，生活品质追求日增，并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形成了所谓的“四人帮”。1974年7月17日，毛主席亲自对他们指出：“你们务必保持警惕，切勿演变成四人小宗派。”

1974年10月,“四人小宗派”开会后,决定派王洪文飞长沙,向毛主席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受到了毛主席的严厉批评。毛主席再次当面警告王洪文，并请王洪文转告江青等人:“你们不要搞上海帮。”

1975年1月8日，我与马天水、王秀珍一同前往北京，出席“十届二中全会”。期间，我们下榻于京西宾馆。王洪文同志专程前来看望我们。

在本次会议中，应毛主席的提议，复出的邓小平同志，不仅被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更荣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全会就即将在“四届人大”会议上表决的国务院人选进行讨论之际，邓小平同志亦被确立为仅次于周恩来总理的常务副总理。相较之下，王洪文同志在名单中并未获得任何席位。

此刻，王洪文独坐于京西宾馆的豪华套房内，低头默默吸烟，鲜少开口。目睹他情绪沉郁，面容憔悴，我不禁轻声安慰道：“总理虽病，中央大局仍由你主持。”他猛地掐灭烟头，语气中带着愤懑：“何来主持工作？如今权柄尽落他人之手。”(指邓小平)国务院在他手中，军队亦然，我不过只能负责中央读书班的事务！”他稍作停顿，带着一丝无奈道：“这一切都是主席所安排的啊！”

1975年8月，毛泽东主席特地指示王洪文前往上海进行实地“蹲点”，旨在深入“调查研究”并“协助工作”。

王洪文已彻底失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