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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谈判:毛主席点名王会悟,这位被誉为‘真正的人’,却曾历经冷遇的建党哨兵

点击次数:86 发布日期:2025-08-09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内的政治走向成为焦点。彼时,毛主席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了一场牵动人心的谈判。

在审阅前来接见的代表名单时,主席的目光停留在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上:王会悟。他随即指示工作人员,在会议结束后,务必将这位故人单独请来叙旧。

此举令人深思。毛主席口中,王会悟夫妇曾被誉为“真正的人”。然而,在这份崇高赞誉的另一面,却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曲折。

长征胜利抵达陕北之后,身为中共早期奠基人之一的李达,曾心怀热忱,希望回到党组织继续效力。他前往重庆,找到了当时的组织部部长博古。

当博古询问李达有何条件时,李达只简单地答道:“我只要有口饭吃。”然而,这份朴素的心愿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博古态度冷淡,随后便打发他离开了。

几天后,博古向周恩来汇报此事,语气中带着一丝不以为然:“李达想来延安工作,但他却提出了条件。”周恩来闻言,当即愤怒地拍案而起。

他严厉地指出:“他说要‘有口饭吃’,这根本算不上条件!怎么能因此就赶走他呢?”这段往事,揭示了革命道路上的不易,也引人探究这对被毛主席称赞为“真正的人”的夫妇,究竟有着怎样的非凡人生。

思想萌芽与信仰交汇:革命伉俪的初心

回溯这对“真正的人”的历程,他们的革命火种源于深刻的思想启蒙。王会悟,生于1898年的浙江桐乡,从小受父亲王彦臣的影响。

她的父亲是位晚清秀才,思想开明,耳濡目染之下,年幼的王会悟便有了异于常人的见识,得以在私塾中与同龄的男孩一同读书。这在那个女子读书不易的年代,实属难得。

1911年,父亲王彦臣蒙冤被流放关外,虽然后来恢复名誉,却已饱受折磨,不久便抱病离世。父亲离世后,王会悟一家生活陷入窘迫。

为了维持生计,她子承父业,接手了父亲在乌镇开办的私塾。起初,乡邻们因她女子的身份有所顾虑,不敢轻易将孩子送来。

王会悟为此想出了新法,她在课堂上设立了试听课,并在大街上散发传单,邀请家长前来旁听。凭借新颖的教学模式和认真负责的态度,私塾的学生逐渐增多。

鼎盛时期,学生人数一度达到了一百人,远超父亲在世时的规模。桐乡县教育局也因此对王会悟的私塾予以奖励,肯定了她的教学成果。

然而,先进思想的推广并非一帆风顺。王会悟在课堂上宣扬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并鼓励学生剪辫子,提倡废除裹脚等陋习,这些主张触怒了乡里的保守派。

保守势力联合起来,向县教育局施压,并三番五次扰乱私塾,导致学生人数锐减,最终,王会悟的私塾被迫关门。

但她的求学之路并未就此停止。1913年,王会悟进入浙江女子学校读书。虽然在1914年夏天,因家境拮据,她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到乌镇继续从事教学工作。

那时,社会对女性的歧视普遍存在,她的工资远远低于男性教师,这种不公激发了她前往外地继续深造的强烈愿望。

1916年,王会悟的人生迎来转折。她遇到了著名文学家茅盾的堂妹沈明霞。沈明霞了解王会悟的想法后,引荐她去湖州一所美国人创办的学校求学。

在这所洋人学校,王会悟接触到更多新思潮,尤其对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情有独钟。杂志中关于女性解放的观点,深深触动了她。

她每次读完杂志,便将心得写信寄给陈独秀,信中表达了投身妇女解放事业的坚定决心。陈独秀回信称,没想到杂志能传播到洋人学校,这意义重大。

正是在《新青年》的影响下,王会悟对妇女解放的道路有了明确认知。而她的革命伴侣李达,则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神童”。

李达,生于1890年的湖南零陵,1913年以湖南第一的成绩考取官费留学日本的机会。他师从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教授,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李达从日本学成归国,随即接受陈独秀的邀请,共同投身于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工作,并参与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

正是在陈独秀的住所,王会悟因工作关系经常出入,最终与李达相遇。她欣赏李达谦和有礼、信仰坚定,李达则赞叹这位才华出众、思想先进的女子。

两人很快互生爱慕,步入爱河。由于李达是湖南人,王会悟是浙江人,两人最初因语言不通交流不畅,便用笔墨在纸上书写心意,互相交换阅读。

王会悟将这种独特的交流方式称为“笔谈恋爱”。1920年,王会悟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这对革命伴侣在上海法租界的陈独秀家中,由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主持,举行了一个意义非凡的婚礼。他们的结合,不仅是爱情的结晶,更是早期革命力量的汇聚。

建党危局:隐秘而伟大的“哨兵”

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逐步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条件日益成熟。1921年7月,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在上海悄然筹备。

彼时,陈独秀因应陈炯明邀请前往广州任职,离沪期间,李达和李汉俊肩负起党的一大筹备重任。然而,会议面临两大难题:会议地址和参会代表的居住地点。

会议是首次召开,缺乏经验,但其成功与否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意义重大,因此,选择既安全又不易暴露的地点至关重要。王会悟在得知李达的困扰后,主动提出承担这两项关键工作。

她凭借过人的智慧和强大的交际能力,最终将会议地点定在了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这里是李汉俊哥哥李书城(国民党军事部部长)的住所。

李书城在上海拥有多处住所,将会议地点设于此,能起到鱼目混珠的效果,极大增强了隐蔽性。而参会代表的住所,则被安排在博文女校。

这所学校距离李汉俊哥哥的住所仅约200米,且正值放假期间,既方便代表们休息,又能起到很好的掩饰作用,避免引起外界怀疑。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深夜正式召开。然而,会议进行不久,一名乔装打扮的特务便闯入家中,试图打探消息。

在场的各位代表立刻感受到了危险的信号,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大家商议后,提议立即改变会议地点,并建议转移到一处更小的城市召开。

危急关头,王会悟再次挺身而出,提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案:“我老家在浙江嘉兴,嘉兴有一处南湖,南湖上有游船,可以在行驶的游船上召开会议。”

这个提议得到了参会代表们的一致赞同。最终,在1921年8月1日(或8月3日),中共一大在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上顺利闭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在红船会议召开之时,王会悟始终守在船头,担任着会议的“哨兵”。这一身份,对她而言是光荣的,更是神圣的,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她无声地守护了中国革命的火种。

白色恐怖:母爱与信仰的考验

党的“一大”闭幕后,李达与王会悟夫妇继续为党的事业奉献着力量。他们共同创办了《妇女声》杂志,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首个妇女刊物,旨在大力推动妇女解放运动。

1922年,李达和王会悟还帮助成立了上海平民女校,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专门培养女性干部的学校。同年7月16日,中共二大会议在王会悟位于上海的家中召开。

此时的王会悟已为人母,但她依然毫不犹豫地再次担任了会议的“哨兵”,守护着党的又一次重要会议。

然而,革命的道路充满了磨难。1923年,李达因与陈独秀发生分歧,暂时中断了与党的联系。即便如此,他从未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继续在思想领域深耕。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中华大地。王会悟一家遭到反动派的残酷追杀,被迫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

她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躲藏在上海一处破败的教堂中求生。尽管环境艰苦,但王会悟的革命意志坚如磐石,她始终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从未放弃信仰。

这一刻,作为党的一名战士,同时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王会悟展现出女性在极端困境下的坚韧与伟大。

1933年,王会悟一家搬到北京居住,过上了几年相对安稳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北京迅速沦陷。

王会悟一家再次遭到侵华日军的围捕。李达虽得以脱险,但王会悟却被抓进了日本宪兵队。在宪兵队里,她遭受了严刑拷打,但最终在我党的营救下得以脱身,却仍在日军的严密监视之下。

1938年,为了彻底躲避日军的监视,王会悟一家再次踏上逃亡之路,辗转来到了贵阳。不幸的是,在贵阳不久,他们的大女儿李心田便病逝了。

面对丧女之痛,王会悟心中虽然万分悲痛,但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心却丝毫未减。她在磨难中淬炼,展现出非凡的韧性。

历史回响:领袖的肯定与归队

李达和王会悟夫妇在白色恐怖下坚守信仰的艰难岁月,也得到了远方战友的关注。早在1937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主席便热情评价了李达的名著《社会学大纲》。

他指出这本书是第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马列主义哲学教材,并曾给李达与王会悟夫妇写信,高度赞扬了他们的贡献,亲切地提到:“你们是真正的人。”

这份肯定,在李达和王会悟夫妇身处国民党统治区、因李达坚持讲授唯物主义而屡遭打压、生活颠沛流离之时,无疑是巨大的精神支持。

李达那时曾心生前往延安为党效力的念头。他为此前往重庆,找到了组织部部长博古。面对博古的询问,李达只简单地回答:“我只要有口饭吃。”

然而,博古却冷淡地将他打发走了。此事后来被博古向周恩来汇报,博古的言辞中带着不以为然,认为李达提出了条件。

周恩来听后愤怒地拍案而起,严厉斥责道:“他说要‘有口饭吃’,这根本算不上条件!怎么能因此赶走他呢?”这段插曲,恰恰印证了李达夫妇虽身处逆境,其革命价值仍被党内高层深切认可。

时间来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紧接着,蒋介石发动内战。毛主席为了人民对和平的愿望,于8月28日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

在观看本次接见的名单时,毛主席注意到了王会悟的名字,随即吩咐工作人员,会后务必将她请过来叙叙旧。

会议结束后,工作人员将王会悟带到了毛主席的办公室。二人刚一见面,便激动地聊起多年前的往事。毛主席回忆道,1922年8月,湖南自修大学成立,他曾建议李达主持学校工作。

不久,王会悟跟随李达来到湖南大学。当时毛主席见到王会悟后,曾夸赞她说:“你是一个有魄力的女人,敢把一大会议定在南湖红船上开。”

他还提起一件趣事:王会悟那时不知道缺乏水源,便用饮用的水洗了小孩子的尿布。毛主席知道这件事后,曾宽慰她说:“将来我们不会缺水,因为我们一定会有自来水。”

时间匆匆而过,两人在办公室聊了很久。离别之际,王会悟细细叮嘱着毛主席注意安全,一切小心。毛主席也嘱咐王会悟,注意身体,要平安。

1946年,王会悟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乌镇老家,长久以来逃亡生活中的不安,在那一刻感到了无比的踏实与安定。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见证下,李达于1949年收到毛主席的来信邀请他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会悟也在政务院工作。1966年,李达逝世,享年76岁。王会悟则于1993年10月20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5岁。

笔者以为:无名英雄的精神遗产

王会悟与李达这对革命伴侣,从早期播撒新思想的启蒙者,到力保建党会议安全的无名“哨兵”,再到白色恐怖下颠沛流离却从未放弃信仰的坚守者。

他们的生命轨迹,是早期革命者艰难而光辉的缩影。虽然王会悟一生未曾身居高位,但她为党的事业,特别是为妇女解放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在关键历史时刻的智慧与胆魄,将永远铭刻在历史中。

毛主席口中那句“你们是真正的人”,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最高肯定,也是对所有在革命洪流中默默付出、坚守初心的无名英雄的深情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