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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割让给外国的领土都已收复,唯独被沙俄占领的土地要不回来,这是为什么?

点击次数:156 发布日期:2025-10-08

清晨的寒风穿过北京城的街巷,刮得人脸生疼。1860年11月14日,恭亲王奕䜣坐在自己的书房里,手中捧着刚刚签署的《北京条约》,眼神中透着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们又割让了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他轻声自语,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

在他面前的桌上,摊开着一幅巨大的地图,上面标记着清朝的疆域。从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开始,到刚刚签署的这份文件,短短不到两百年间,大清帝国已经向北方的沙皇俄国割让了超过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奕䜣放下条约文本,拿起朱笔,在地图上又画下一道刺目的红线,将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南的广袤土地划出了大清的版图。他的手微微发抖,因为他知道,这片祖先留下的土地,恐怕再也回不来了。

"陛下,为何只有北方的土地,我们拿不回来?"多年后,一位年轻的大臣在朝堂上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这个问题,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沉重的谜团之一。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逐渐从一个领土净流入国,变成了领土不断流出的国家。在此后的百余年间,无数片土地被迫离开了祖国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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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土之痛:一部被割裂的领土史

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的深秋。

在西伯利亚偏远的尼布楚小镇,两支截然不同的队伍正在进行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谈判。一边是身着华丽龙袍的清朝使臣索额图,一边是沙俄的全权代表戈洛文。

"我们绝不能放弃雅克萨城(今阿尔巴津)和黑龙江流域!"索额图在谈判桌上坚定地说道。

然而,在多轮谈判后,清朝最终不得不在《尼布楚条约》上签字,将外兴安岭及额尔古纳河以西约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沙俄。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也是领土丧失的开始。尽管康熙皇帝曾亲征噶尔丹,展示了强大的军事实力,但在与沙俄的博弈中,清朝仍然让出了第一块领土。

然而这仅仅是开始。1727年,雍正年间签订的《恰克图条约》又将贝加尔湖之南及西南约1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给了沙俄。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彻底打开了中国的大门。1842年,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将领土割让给西方列强。

"大英帝国女王陛下,将拥有香港岛及其附属小岛的永久主权..."当这段文字被写入条约时,没有人能预见到,这只是一连串领土丧失的开始。

然而,最为惨痛的失土,还是发生在北方。

1858年,《瑷珲条约》的签订,使得黑龙江以北约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俄国。仅仅两年后,1860年的《北京条约》又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沙俄。

"现在起,中俄两国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江东属俄,江西属中国..."这句话宣告了中国东北外满洲的彻底丧失。

这两份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在短短两年内失去了约1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相当于三个德国的面积。而更令人痛心的是,这些土地上有着丰富的资源和悠久的历史,曾是中国东北地区重要的组成部分。

随后的岁月里,中国的领土继续被蚕食:

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让了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1881年,《伊犁条约》又将伊犁河谷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划给俄国;

1887年,《中葡北京条约》使澳门沦为葡萄牙的殖民地;

1895年,《马关条约》割让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澎湖列岛约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1900年,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后,这片根据《瑷珲条约》本应由中国居民永久居住并受清政府管辖的土地,也被俄国彻底占据。

"我亲眼看见俄国士兵将我的邻居一家老小赶到江边,然后..."一位逃回的居民泣不成声,他的证词记录了那场惨案的残忍。

最后,1921年,在沙俄和后来的苏联支持下,外蒙古宣布独立,又一块广袤的土地离开了中国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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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复与未归:不同命运的失土

时光流转,中国逐渐从积贫积弱中站起来。随着国力的增强,一些被侵占的土地开始陆续回归祖国怀抱。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侵占的辽东半岛重新回到中国;

1997年,经过艰苦谈判,香港回归中国;

1999年,澳门也结束了葡萄牙的殖民统治,重新回到祖国怀抱。

"东方之珠,我的爱人..."当这首歌在香港回归夜响起时,无数中国人热泪盈眶。历史的伤痕终于开始愈合。

德国占领的胶州湾、法国占领的广州湾及南沙诸岛,这些被西方列强侵占的土地,如今也已经回归中国主权之下。

然而,当我们欣喜于这些领土的回归时,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被沙俄和后来的苏联占领的土地,至今仍未能回归。这些土地总面积超过1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40个台湾岛的面积。

这种鲜明的对比引发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为什么向西方列强和日本割让的土地大多已经收回,而向北方邻国割让的土地却难以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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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解之谜:北方失土为何难以收回?

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期间。

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正在讨论战后世界的秩序安排。当谈到远东问题时,斯大林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其中包括保持外蒙古的"现状"(即独立地位)。

"苏联需要一个稳定的蒙古缓冲区..."斯大林强调道,而罗斯福和丘吉尔对此并无异议。

就这样,在中国代表未能参与的情况下,外蒙古的命运被三大国领导人决定了。后来的《雅尔塔协定》成为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外部压力来源。

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使得二战后的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苏联作为战胜国之一,其国际地位大幅提升,成为与美国并立的超级大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想要收回被苏联占据的土地变得几乎不可能。

历史学家张启雄在研究中指出:"北方领土难以收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际政治格局的制约,也有双边关系的特殊性,还有历史上形成的既成事实。"

首先,国力对比是最直接的原因。二战后,苏联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拥有核武器和强大的常规军事力量。中国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和内战的创伤后,国力严重削弱,与苏联的军事实力差距巨大。

"在那个年代,我们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更不要说与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对抗了。"一位参与过中苏边界谈判的外交官回忆道。

其次,地缘政治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北方的广袤土地已经被俄罗斯/苏联实际控制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当地的人口构成和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有的中国居民要么被驱逐,要么被同化,使得这些地区的"中国特性"逐渐消失。

第三,中苏(后来的中俄)关系的特殊性也是关键因素。尽管两国关系曾经历过起伏,但总体上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状态。特别是在1950年代初期,中苏结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盟友关系;而在冷战结束后,中俄又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为了更大的国家利益和地区稳定,有些历史问题只能搁置。"这种务实的外交理念贯穿了中国处理北方领土问题的整个过程。

在国际关系中,现实利益往往超越历史情感。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北方边界和良好的邻国关系,这比收回历史上失去的土地更为重要。这种战略选择,反映了中国外交的理性与务实。

最后,国际法的"既成事实"原则也对领土回归构成了障碍。根据国际法,长期有效控制是确立领土主权的重要依据。沙俄和苏联/俄罗斯对这些争议领土已经实施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有效统治,这使得中国在国际法层面的主张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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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反思:从失土到维权

1969年3月,珍宝岛(达曼斯基岛)。

中苏边境的冰雪刚刚开始融化,两国军队却在这个黑龙江上的小岛爆发了激烈冲突。这次冲突标志着中苏关系降到冰点,也是两国对领土主权争议的直接体现。

"我们绝不能再失去一寸土地!"面对苏联的军事压力,中国领导人态度坚决。

珍宝岛冲突后,中苏开始了漫长的边界谈判。这些谈判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后,最终在1991年《中苏东段边界协定》和1994年《中俄西段边界协定》中得到了部分解决。

通过外交谈判,中国成功地解决了与俄罗斯98%的边界争议,收回了包括珍宝岛在内的一些有争议的岛屿。这表明,即使面对强大的邻国,中国也能够通过和平方式维护自己的领土权益。

然而,这些协议并未涉及历史上被割让的大片领土。那些通过不平等条约失去的土地,仍然留在了国境线外。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领土的丧失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原因:

首先是清朝后期的衰弱。当沙俄不断南下扩张时,清朝内部已经积贫积弱,无力抵抗外部压力。咸丰皇帝在位时期,清朝同时面临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双重压力,国力严重削弱。

"国家都快不保了,哪里还有精力顾及边疆?"当时的朝廷大臣奕䜣在日记中写道,反映了当时的无奈处境。

其次是不平等条约的法律效力问题。尽管这些条约是在军事威胁下签订的,但在国际法上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形成了一定的法律事实。

第三是人口和文化的变迁。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地区的人口构成和文化特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有的中国特性逐渐淡化。

"我祖父还会说几句中国话,但到了我这一代,已经完全不会了。"一位生活在远东地区的居民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反映了文化同化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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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展望:和平发展中的领土观

进入21世纪,中国对待领土问题的态度更加成熟和理性。

2001年7月16日,莫斯科。

中俄两国元首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认双方"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新阶段。

"历史已经翻过去了一页,我们应该面向未来。"中国领导人在签约仪式上的讲话体现了务实的外交理念。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决定了其处理领土争端的基本方针: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同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这种平衡的策略,既考虑了历史正义,也顾及了现实需要。

从香港、澳门的回归经验看,中国更倾向于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领土问题。然而,对于北方的失地,情况要复杂得多。

首先,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大国,其国际地位和军事实力不容忽视。与之发生直接冲突的代价将是巨大的。

其次,中俄两国已经建立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国际舞台上经常相互支持。破坏这种关系对中国的全球战略不利。

第三,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领土上的人口和文化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使回归也将面临复杂的治理问题。

"我们必须承认历史的复杂性,同时面向未来。"一位中国外交学者在研讨会上表示。

历史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塑造。中国选择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将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置于首位。在这一战略框架下,领土问题被置于更广阔的国家利益考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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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历史的启示与民族的选择

站在历史的长河中回望,领土的得失往往与国家的兴衰紧密相连。从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到1921年外蒙古独立,中国失去的不仅是土地,更是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然而,历史也告诉我们,国家强大才是收复失地的根本保障。香港、澳门能够回归,正是因为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外交智慧的运用。

"历史不能忘记,但更要向前看。"这句话道出了中国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基本态度。

对于北方的失地,中国选择了搁置争议、共同发展的务实路线。这既是对国际现实的尊重,也是对和平发展道路的坚持。

从"落后就要挨打"到"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人民从历史中汲取了深刻教训:只有国家强大,才能真正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只有和平发展,才能为民族复兴创造良好环境。

历史的车轮无法倒转,但未来的道路可以自己选择。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历史遗留问题,中国正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迈向未来。

那些远去的土地,也许永远无法回归版图,但它们在历史的记忆中,永远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它们提醒着我们:和平必须捍卫,主权必须尊重,国家必须强大。

这,或许就是那些失去的土地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