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伯流，党史专家。

来源：《党史文苑》2005年1期

原题：红二十军覆灭经过

“历史上的我们党，对于‘左’倾思想的危害深感切肤之痛。”

警惕右，防“左”为主。

邓小平在南巡重要讲话中提出的这两句名言，早已深入人心，广为流传。然而，人们或许并未深思其背后的深刻含义。我党为此论断所承受的巨大牺牲，非寻常之人所能完全洞悉。

本文所记载的，乃1930年代初红军时期的一幕悲剧：在江西的红土地上，一支正规的红军部队——红二十军，在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政治风波中，全军陷入覆灭的深渊；从军长、军政委至副排级以上红军干部，除少数幸存者外，无一幸免，均惨遭残酷杀害！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那些不幸遭受误解而蒙冤的红军将领，时至今日，其沉冤依旧未得昭雪……

曾是那么骁勇善战

红二十军，一支由赣西南地区地方革命武装精心组建的正规红军部队。1930年2月，红四军军委书记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那场历史性的“二七”陂头会议，会上确立了“攻取吉安”的战略目标，并明确提出了“扩大红军武装”的迫切任务与要求。

会议结束后，鉴于“攻吉”与“扩红”战略形势的需求，以曾山为领导的赣西南苏维埃政府迅速行动，成立了赣西、赣南赤卫军总指挥部。曾炳青与萧大鹏分别担任总指挥，该指挥部统辖永新、莲花、安福、吉安、吉水、泰和、遂川、万安、赣县、于都、兴国等县的本地武装力量。这构成了红二十军的基础与雏形。

6月间，依照中共中央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发布的“将地方武装改编为正规红军”的指示，赣西南特委紧急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议将赣西南赤卫军与赣西南红军的第四、第十一、第二十、第三十等纵队进行合并改编，正式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军。

红二十军整编地

1930年7月，在吉安县陂头村，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军正式宣告成立。当时的军长是曾炳春（继任者为刘铁超），政治委员兼军委书记由刘士奇担任（后由曾炳春接任），参谋长一职由刘泽民担任，政治部主任则是谢汉昌。全军共有2500名官兵，其中共产党员超过300人。在初期编制中，部队分为第一七二团和第一七三团。至10月，增设了第一七四团。第一七二团的团长是萧大鹏，政治委员为刘藜；第一七三团的团长是刘承禄，政治委员是陆松宜；第一七四团的团长是李学俊，政治委员为刘敌。除此之外，军部还设有直属的教导队、卫生队以及机枪连。至此，全军人数增至3000余人。到了1931年3月，在河西地区，部队再次扩编，增设了第一七五团，由朱子云担任团长，刘秋子担任政治委员。

1930年10月，红二十军正式纳入红一军团的编制体系。自此，它与红四军、红三军、红十二军并肩作战，共同受红一军团总部（由朱德担任总指挥，毛泽东担任政治委员）的统一指挥。

红二十军自成立之初，便肩负起“八打吉安”的攻坚重任。吉安，位于赣江中游，是赣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枢纽。攻克吉安，对于红军的发展壮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8月25日，红二十军遵照赣西南军事委员会总指挥部的指令，在吉安城西南郊拉开了第八次攻城战的序幕。“八打吉安”战役之后，吉安沦为孤城。周边的红色区域已如梅花般辐射至三十余县，红二十军及地方武装已控制十四座县城，赣江中下游的武装割据任务基本完成。红二十军因此声名鹊起，成为赣西南苏区的知名力量。

1930年秋季之初，毛泽东再次发起了一场名为“九打吉安”的规模宏大的军事攻势，最终取得了圆满胜利。

红一军团总部的战略安排，即“攻吉”计划，明确指出：红二十军（由刘铁超担任军长）作为主攻力量，红四军（林彪任军长）担任左翼支援，红三军（黄公略任军长）与红十二军（罗炳辉任军长）则负责右翼进攻。在成功突破敌阵后，各军需迅速集结力量，共同发起对敌城池的猛烈攻势。通过这一作战部署，我们可以清晰地洞察到红二十军在红一军团中的核心地位及其不可或缺的作用。

10月4日的破晓时分，红一军团的首领毛泽东、朱德、朱云卿等亲临真君山的前沿阵地，亲自指挥作战。随着一声令下，红军各部以及十万工农大众齐心协力，对吉安城发起了猛烈的攻势。在激战中，红二十军英勇顽强，一举夺下了真君山。至10月4日的午夜，吉安全城落入红军手中，“九打吉安”的战役终于取得了辉煌胜利！

红军攻克吉安，使得赣西南的广阔红色区域得以连成一片，南丰至永新，寻乌至峡江，纵横达七百余里，覆盖人口超过四百万，横亘江西的半壁江山。10月7日，以曾山为一把手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吉安正式宣告成立。

自7月组建至11月底的近半载光阴里，红二十军在“八打吉安”的重任与“九打吉安”的协同作战中，与敌人同仇敌忾，所向披靡，书写了辉煌的战绩，蜕变为中央主力红军中的一支英勇劲旅。

▲1930年2月6日至9日，在吉安陂头，毛泽东等领导人主持召开了“二七”会议。会议明确了党的核心任务，即拓展苏区、推进土地革命以及加强工农武装的建设。此处展示了“二七”会议的遗址。

谁知横祸突降

在红一方面军总部的引领与调度下，红二十军正茁壮成长，英勇作战之际，赣西南苏区却突遭一场意想不到的“富田事变”。红二十军不幸被卷入这场惊心动魄的风波，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整肃之灾。

究竟祸端源自何处？这一切的起因，需从肃清“AB团”的事件追溯起。

“AB团”乃蒋介石与陈果夫于1926年岁末，在北伐军总部所在地南昌密谋创设的反共反人民之国民党右翼组织。其名“AB团”，源自英文中对布尔什维克的反称。“AB团”成立以来，在蒋介石的鼓动及段锡朋等人的操控下，篡夺了国民党在江西省的党政大权，将共产党人和革命“左”翼人士排挤在外，在江西境内肆无忌惮地实施了多起反革命行径。然而，在中共江西省委与南昌党组织领导下，1927年发生的“四二暴动”中，“AB团”被迅速瓦解，不复存在，其存在时间不过短短三个月。“AB团”成员亦如鸟兽散去，从此销声匿迹。

鉴于“AB团”以反共主义闻名，中共中央对此保持高度警惕。遵照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清党”“肃反”的命令，于1929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向江西省委发出了一封指示信。信中要求江西省委“彻底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团的影响”，并“积极推动反对AB团、改组派、第三党的斗争”。进入1930年5月，江西省委开始积极响应，声称“AB团在吉安各中心县城频繁活动”，并特别指出：“西河的红军赤卫军，曾在AB团的领导下陷入腐化的危险边缘”，强调必须对其进行严格的“整肃”。

所述之“西河的红军赤卫军”，实为红二十军之始祖。遵照省委的指示，赣西南特委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整肃“AB团”运动，于赣西南苏区掀起波澜。这场运动于6月、7月、8月间普遍展开，至9月达到高潮。赣西南苏区党政机关内，诸多出身于地主或知识分子家庭，表现“消极”或“不佳”，曾发表过牢骚之言、与领导产生分歧、争论不休，甚至涉足酒肆、恋爱之途的干部，皆被冠以“AB团”之罪名。自此，苏区内弥漫着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的紧张气氛。

1930年10月4日，红军成功攻克了吉安这座战略要地。在整理敌方文件的过程中，有人意外地发现了一张收条，竟是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的父亲向地主豪绅出具的。这一发现迅速上报给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随即引发了总前委的怀疑，他们开始怀疑李文林与“AB团”存在某种联系，甚至可能成为该组织的首领。进入10月下旬，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于罗坊举行的联席会议上，李文林似乎展现出了一种近乎执拗的态度，他不仅严厉批评了总前委所器重的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的观点，还错误地反对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策略。李文林的言辞和行为举止，进一步引起了总前委的深切关注。

1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执行战略撤退，深入根据地核心区域，抵达宁都黄陂、小布一线。依照罗坊会议确立的“军队中应关注反AB团及改组派问题”的决议，总前委在红一方面军内开展了针对“AB团”的整肃行动。正值第一次反“围剿”战事在即，军情紧急，毛泽东、朱德等核心领导人全力以赴投入到迎战“围剿”的准备工作中，无暇分身处理军队内部的“肃反”事宜。因此，总前委及各军委将“肃反”的主导权下放，采取了不干预的立场。

“彼时，各团负责抓捕人员，而处决则由师党委定夺。”然而，一旦杀戮之门开启，便如洪水猛兽，难以遏制。为在反“围剿”决战前夕，清除“内奸”，净化队伍，在总前委肃反委员会的策划下，至11月底，短短一个月内，红一方面军四万大军中已有“数十名总团长被处决，共计搜寻出四千余AB团分子”（据总前委1930年12月2日在黄陂发布的《八个大胜利的条件》）。至12月上旬，“一方面军共打击四千四百余人”（见1930年12月20日《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短短半个月内，新增打击人数又达四百余人。红一方面军内部这场针对“AB团”的打击行动，史称“黄陂肃反”。

随着军队展开肃杀行动，总前委亦下达命令，要求在地方展开对“AB团”的打击。至11月底，宁都方面已将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逮捕，此举宛如“擒贼先擒王”，彰显了坚定的权威。赣西南苏区之内，一时之间舆论沸腾，议论纷纷……

至12月上旬，局势发生了新的剧变。3日，总前委向省行委发出一封措辞犀利的信件，直指赣西南地区的党政机构以及红二十军。信中明确指出：“特派李韶九同志率领一连兵力，代表总前委和工农革命委员会，协助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捕捉李白芳等人，并全面搜查赣西南地区的反革命线索，予以彻底根除。”同时，还要求“二十军必须找到线索，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破案行动”。

事实上，红二十军并未掌握“AB团”的相关证据，而是强调“需挖掘线索”，并期待“实现一次重大突破”。这正是历史真相的所在！

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前委及总政治部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在获得总前委赋予的“尚方宝剑”后，即刻指挥红十二军一个连队，自宁都黄陂启程，马不停蹄，昼夜兼程，于12月7日下午三时安全抵达江西省行委及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吉安富田。

李韶九，此人品格有瑕，正如萧克所言，他性格狡黠，喜怒不定，常以“同乡”身份向总前委领导献媚。踏入富田之地，他便以“钦差大臣”自居，迅速率领军队将省行委团团围住，随之逮捕了李白芳（省行委秘书长）、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金万邦（省苏军事部长）、周冕（省苏财政部长）、马铭（省苏秘书长）等八位要员。翌日，富田内被李韶九拘捕的“AB团”成员已超过一百二十人，其中更有四十余人被处以枪决。

李韶九等肃反人员施以地雷公、线香火、严刑拷打、铁烙、割乳、烧灼阴户等残酷无情的刑罚手段，用以审讯和逼供。众多被捕者因惧怕遭受肉体的折磨，无奈之下屈从于暴力，被迫招认自己是“AB团”成员或“AB团要犯”。更有甚者，他们甚至诬陷了李文林、丛允中（时任省行委常委、赣南行委书记）、刘敌（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治委员）等人，指认他们为“AB团首领”、“总团长”、“分团长”等要职。

12月9日，遵照总前委的指示，李韶九将关押在富田的“AB团”成员移交给古柏等人处置。与此同时，他亲自率领红十二军的一个排，以谢汉昌作为“活口”人质，直赴红二十军的军部驻地——东固，以解决二十军所面临的问题。

▲关押“AB”团旧址

壮士罹难平头寨

李韶九，这个被视为“灾星”的人物，一经任命抵达东固，红二十军中便立刻弥漫起一片阴霾，乌云密布，气氛顿时变得凝重起来。

当天，鉴于有人供出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系“AB团”首领，李韶九与刘铁超（红二十军军长）即刻传唤刘敌。刘敌正率第一营于兴国、泰和边境执行任务，于11日接到召唤，匆忙返回东固。

刘敌，一位颇具机智的军人，于1927年秋季加入党组织。他曾任中共莲花县县委书记一职，并于1928年7月攀登井冈山。在红二十军成立之际，他被委以重任，担任该军的职务。

“纵使遭遇AB团分子的暗算，我也无能为力。我唯一所求，便是党组织能够主持公道，彻底查明此案的所有细节。我并不畏惧死亡，但那般酷刑却是难以承受的。”

李韶九即说：“断然不会如此，这并非仅仅是AB团的问题，实则关乎政治大局”，“你们必须竭尽全力，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彻底摧毁团内存在的AB团势力！”

刘敌得知这是一起“政治问题”，心中暗觉其中似乎隐藏着某种陷阱。他深知李韶山乃“卑鄙无耻之徒”，若坚持党的原则，“必定是死路一条”。在受审期间，他目睹了审讯者对他人进行的拷打，号叫声震耳欲聋，他决心采取行动，拯救那些身陷囹圄的同志。（内容摘自1931年1月11日《刘敌致中央的信》）

12月12日清晨，刘敌携手营长张兴与政委梁学贻，率领一七四团一营全体官兵，对二十军军部实施了包围。他们成功抓获了李韶九（后逃脱）与刘铁超，同时释放了此前被捕的谢汉昌等人。此外，部队还缴获了李韶九携带用以镇压“AB团”的一排武装人员所持的武器。

午后，刘敌与谢汉昌率领队伍抵达富田，对省行委及省苏驻地实施了武装封锁，并缴获了警卫连的武器，同时解救了近百名尚未被处决的“AB团”囚犯。入夜，于富田紧急召开会议，提出“公开反X”的主张，并决定向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同志发出信函。会议最终决定，由一七二团团长萧大鹏接任红二十军军长的职务。

这是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

▲富田陂下，红二十军驻。

在13日的清晨，富田事变的领导者们召集了士兵与民众共同参与的大会，会上他们揭露了李韶九残酷刑讯的恶行，并释放了被错误拘捕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亦称刘作抚、陈刚）。然而，在激昂的情绪中，他们不慎高呼了“打倒XXX，拥护朱彭黄”的口号，并在现场张贴了相似的标语。当天下午，红二十军启程前往河西，并于14日驻扎在永阳镇，从而脱离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指挥。

15日，段良弼、李白芳、丛允中等在永阳举办了一次扩大会议，正式宣告江西省行委（即永阳省行委）的成立。段良弼被任命为代理书记，取而代之的是已被捕的省行委书记李文林。会议向中央提出了多项建议，包括“暂停XXX总前委书记的职务”、“开除李韶九的党籍”、“派遣丛允中和段良弼前往中央汇报事变详情”，以及“运送200斤金子至中央，并将2万元资助红军学校”等事宜（《省行委第一次扩大会议议案》，1930年12月18日，永阳区龙江）。

在那段从富田事变至平头寨遭遇不幸的半年余时间里，红二十军始终在湘赣边境地区积极开展革命斗争，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激战，打击土豪劣绅，分配土地，筹集军资，未曾有任何一个战士向敌人屈服（根据当事人、老红军谢象晃的访谈记录）。

“富田事变”与永阳省行委的成立之讯，迅速传至宁都黄陂总前委的驻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红军总部以及全体指战员，无不为之感到震惊！

12月18日，朱德、彭德怀、黄公略联名发布了一封公开信，其中明确指出：“随着决战即将来临，所有坚持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同志，理应紧密团结在共产党总前委的领导下，齐心协力，誓将敌人彻底消灭。”此公开信成功挫败了“富田事变”策划者企图分裂红军的阴谋，有力地维护了党的团结。

12月20日，总前委公开发表了一封答辩信，明确将“富田事变”界定为“AB团”所主导的“反叛”举动。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布正式成立，当时项英担任代理书记。经过一番深入的调查研究，项英的观点与总前委不尽一致。他主张通过教育和召开会议的方式来解决党内日益尖锐的矛盾，并对总前委提出的武装整肃方案表示异议。

同年3月4日，中央政治局委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位同志组成“中央三人代表团”，肩负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重任。

3月28日，中央政治局审议并批准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明确指出富田事变系“AB团策划并实施的反革命阴谋”，并严正要求“红军第二十军的指挥机构，务必确保全军回归红军的整体体系，并无条件服从红军总司令部的各项指令。若其拒不执行，必须坚决采取武装斗争手段予以应对”。

4月17日，中央代表团秉承政治局决议的宗旨，再度发布《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将富田事变界定为“AB团”所主导的“反革命暴动”。随后，中央决定免去项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由毛泽东接替此职。

4月至5月期间，应项英的邀请，刘敌、李白芳、金万邦、丛允中、谢汉昌等同志从河西地区抵达苏区中央局，旨在检讨错误并解决问题。他们抵达宁都青塘的中央局驻地后，即刻遭到拘捕，并最终被依次处决。

曾炳春，红二十军政委，与“富田事变”毫无瓜葛，正居家疗伤，且受中央局委派，前往河西动员事变领导人返回中央局以解决此事，却于次年五月，在公略县不幸被误认为“AB团首领”而被处决。与此同时，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在万泰县亦被当作“AB团要犯”遭此厄运。此外，周冕、王怀、刘经化、龙超清、段起凤、马铭、刘其凡、袁德生等众多重要干部，亦因被指控为“AB团分子”而惨遭杀害。

接下来的关键，便是如何应对并彻底清剿红二十军的问题。

1931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在致红七军的信函中明确指出：“中央决定将赣西南的二十军改编为第七军，以增强第七军的力量。”同时，中共中央强调需关注“二十军内部部分干部”，这些干部“曾脱离了总前委的领导”，并要求“予以揭露”。此时，由李明瑞、张云逸等人指挥的红七军，历经辗转，已成功抵达永新。

1931年盛夏的七月，遵照苏区中央局、总前委以及红军总部的命令，红二十军在军长萧大鹏的带领下，秉持在河西地区坚持游击战的精神，与红七军并肩作战，自河西苏区的永阳等地出发，途径遂川的草林、南康的唐江等地，最终跨越赣县的江口渡口，抵达于都的桥头地区，旨在备战即将到来的第三次反“围剿”战役。

7月23日，大祸降临！

晨曦微露，天空阴沉，厚重的乌云笼罩着，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威慑。红军总部派遣的警卫连以“整编”红二十军的名义，召集副排级以上干部，命令他们“全部集结”于都平头寨（又称平安寨）的祠堂“开会”。干部们依次鱼贯而入，井然有序地步入祠堂，然而随即就被剥夺了武装，并被绑缚起来。接着，他们被押送到谢田河滩，以“AB团分子”的罪名，被分批次在平安河河坝上惨遭杀害。

红二十军从军长萧大鹏以下到副排以上军官200余人，除个别幸存者外，全部罹难！据当地老人目睹者回忆说，当时平头寨杀人，整条河水都染红了。

红二十军副排以上军官中唯一的幸存者，当时担任一七二团副官的资深红军战士谢象晃，曾深情地对笔者讲述了一段惨痛的历史：“那是在平头寨的一个清晨，所有的副排以上干部被召集起来，然而集合后，我们都被抓捕。被抓捕的同志中，大部分都未能幸免于难。幸得杨至诚将军的庇护，我才得以逃过一劫，免于丧命。”“富田事变，源于湖南的李韶九率领十二军的一个连队来到富田，大肆搜捕AB团成员，这才引发了这场事变。”“如今，依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指引，平反的时刻已经到来。”（1987年4月访谈记录）

▲红二十军仅存的一位副排级以上干部，资深红军战士谢象晃

经过“整编”，平头寨的红军二十军士兵，总计两千余人，被分配至红七军。自此，那支曾在赣西南苏区勇猛作战、屡建奇功的红军二十军，声明解散，不再存在。

人们不禁仰天长叹，红二十军的两百多名精英战士，竟非战死疆场，反遭同袍枪弹所伤！

共产国际的责任

红二十军的覆灭，共产国际难逃其应承担的严重责任。依据近年解密的国际共产文献，这一问题得以明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在1931年3月18日于上海发布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策中，下达了以下指示：

“红二十军的叛乱、该军擅自解除军事学校和十二军部分官兵的武装、释放因反布尔什维克联盟影响而被捕的省委成员、遵照前委命令逮捕了中央巡视员易尔士同志、高呼‘打倒XXX！’‘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万岁！’等口号，这些无疑都是阶级敌人及其主要战斗组织——反布尔什维克联盟所策划和实施的反革命行动。其目的在于摧毁我党的队伍和红军，以及我们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所有这些举措，都是为了帮助南京的反革命势力消灭红军和苏维埃运动。”

“一定数量的党员同志乃至整个红军支队二十军受到‘AB团分子’的蒙骗，被卷入到阶级敌人的这场罪恶活动中，这一事实决不能减轻这场活动的反革命本质。”“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前委同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这种同革命敌人毫不妥协地作斗争的方针应该在今后贯彻下去。”

在1930至1931年期间，赣西南与闽西地区爆发的“肃清‘AB团’及‘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实乃源于严重的臆测与逼供信，导致敌我界限模糊，进而酿成众多冤假错案。这一事件的教训尤为深刻。

显而易见，这起事件无疑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宗重大冤假错案，其根源在于当时党内所实行的错误“左”倾肃反政策。

作者简介

余伯流，1942年，江西上饶籍贯，我国著名的党史研究专家，荣获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曾担任江西省委党校副校长、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教授以及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带头人等职务。其学术成果丰硕，著有《中央苏区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和《中央苏区经济史》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