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长公署交涉股负责人

1916年8月22日，谭延闿正式履新湘省督军兼省长的重任，再度执掌湘省军政之柄。就职伊始，他深入调研了地方政务及民生困境，随即以整饬吏治为突破口。数日之后，他发布了《省长公署暂行条例》及《省长公署办事通则》，对公署的机构设置、职能划分以及办事流程做出了明确规定。公署内设总务科、内务科、教育科、实业科、财政股、司法股和交涉股。同时，他通过考试选拔了部分旧有职员，决定其留任或离职。8月30日，他公布了总务、内务、教育、实业四科的科长及科员人选，而财政、司法、交涉三股的负责人尚未尘埃落定。这种机关运作的临时性安排显而易见，特别是三位股长的人选仍在积极搜寻中，或许已有特定人选被预先考虑。

在1916年10月23日的日记里，谭延闿记录了这样一段文字：“晚餐时分，张润农、胡兆鹏、程颂云、左霖苍、张继良以及陈寅恪相继至访，其中亦包括了伯严子。”陈寅恪的父亲陈伯严与谭延闿之间关系深厚，由此推断，陈寅恪或许正是通过其父亲的引荐而与谭延闿相识。数日后的聚会后，陈寅恪被任命为省长公署交涉股长一职。至1916年11月8日，全省学校联合运动会在省教育会坪盛大开幕，省长公署教育科长熊崇煦与交涉股长陈寅恪共同出席，代表行政部门。与会者皆为省城各界名流，包括省教育会长孔昭绶、湘军师长陈复初、省议会议长彭兆璜以及正谊社长龙璋等。参赛队伍来自高等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师范、明德中学、长郡联合第一中学，以及外籍学校雅礼大学等，故特别邀请陈寅恪出席。这亦是陈寅恪首次以省长公署交涉股长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

当时交涉股长的角色地位如何？据《省长公署暂行条例》所述，交涉股的主要职责涵盖两个方面：一是应对与外籍人士的交涉事务，二是承担翻译任务。长沙设有美国、日本、英国等多国领事馆，以及雅礼大学、湘雅医学院、遵道会、洋行、医院等机构。在岳阳、常德、益阳等地，也有外国教会、医院和学校分布。长沙长期居住的外籍人士众多，临时来访的外国人士亦络绎不绝。

长沙的排外情绪依然根深蒂固，由此引发的涉外矛盾不断加剧。在1916至1917年间，一系列事件如中德断交并宣战、日本介入水口山矿产开发、日本人在长沙设立银行等接踵而至，这些事件引发了众多外交纠纷和错综复杂的纠葛。因此，交涉股不仅工作繁重，而且需应对诸多棘手且敏感的任务。

湖南省内资源丰富，矿产种类繁多。在财政压力之下，国会议员郭人漳与财政厅长袁家普等官员毅然与日本银行达成借款意向，条件是湖南省需出售矿砂。此举迅速传开，舆论哗然，省议会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对省政府提出质问。日方以虚假合资为名，在长沙设立长沙中日银行，并公告将于1917年5月1日开业，此举遭到了省议会、钱庄业及商业界的广泛抵制，众人纷纷指责省政府监管不严，甚至联名向北京政府发出电报，请求介入。两起事件虽最终得到控制，但省长公署不得不承担大量交涉、会议及文案处理工作。省议会、社会团体、各厅局及外国机构提交的文件，均需交涉股负责接收，由陈寅恪进行审核，随后呈送政务厅长范治焕和省长谭延闿审阅。省长公署发布的各项官方文件，如保护德侨的训令、处理外交统计的指令等，亦由交涉股负责起草和执行。1917年3月6日，谭延闿结束在省长办公厅的公务后，与秉钧商讨近期事务，随后出席宴会。归途中，他接待了李纯生、张韵农及俄罗斯领事，陈寅恪亦陪同前来，为俄方人员提供翻译服务。尽管长沙并无俄罗斯领事馆，但汉口的俄罗斯领事特地拜访谭延闿，希望能参观萍乡的汉冶萍公司，并请求获得优待。次日，谭延闿即发电报给汉冶萍公司李总办，寻求支持。陈寅恪还陪同谭延闿前往日本领事馆，就重要事宜进行密谈，担任翻译并参与谈判。

此外，活动范畴亦涵盖全省学校联合运动会等常规事务，诸如在岳麓山举行的植树造林活动、财政预算的编制、庆祝雅礼大学十周年校庆庆典，以及省长公署举办的垦务会议等。1917年3月22日，谭延闿亲临岳麓山参与植树活动，省长公署的官员们亦陪同前往。湖南《大公报》在新闻版块对此进行了详尽报道，并逐一列出了与会者的名单。

总务科长林祖涵，内务科长何国琦，教育科长熊崇煦，实业科长陈家燦，财政股长宾玉瓒，司法股长朱后烈，交涉股长陈容恪，科员梅国治、葛方焘、王国林、李治道、冯作宇、曹世昌、康建勋、阳燮，诸位同仁。

在1916年度的省立第一中学财政预算中，不幸出现了疏漏。学生群体揭露了校长刘经翼与教育科长熊崇煦涉嫌勾结，涉嫌通过财政预算非法挪用公款。这一消息在省议会中激起了轩然大波，众议员们纷纷要求对此事进行严肃处理。谭延闿多次公开亮相，试图进行解释，然而，省议会却对他是否偏袒下属产生了怀疑，进而对政府整体的财政预算提出了质疑，事件甚至演变成内政部和平政院关注的焦点。为此，在编制1917年度财政预算的过程中，谭延闿下令总务、内务、教育、司法等科的负责人集思广益，以科学合理的方式制定预算，并要求财政股进行严格校对与核查，以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谭延闿日记1917年3月10日“今日赴政厅处理公务，忽接陈寅恪来函，其认为预算编制安排得当。我今日心中仅存一丝忧虑，那便是缺乏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无需过度奢华铺张。”纵然谭延闿未曾向交涉股下达具体指令，陈寅恪却对财政预算问题进行了周密思考，并献上了宝贵的意见，这充分彰显了他的务实态度与强烈的责任感。

省长的薪酬为每月800元，办公津贴为1000元；政务厅厅长月薪为500元；科长及股长月薪均为180元；主任科员月薪100元；科员月薪80元；办事员月薪50元。参照当时长沙市场上优质大米每百斤约3元的价格，显而易见，即便与科员、办事员的收入相较，股长的职位亦具备相当的经济意义。股长与科长地位相当，位居政务厅厅长之下的正是科长与股长，更有甚者，科长还有望直接晋升至厅长之位，这充分彰显了股长在行政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其级别甚至可与现今的处长相媲美，甚至更高。

《湖南大公报》两次将“交涉股长”一职误记为“陈容恪”，这显然是排版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令人称奇的是，陈寅恪先生并未对此作出任何澄清或提出异议，这一举动充分展现了他处理事务时的低调风范。

《大公报》载：陈寅恪等三科出国

蔡公葬所

1916年11月8日，蔡锷将军在日本不幸陨落。翌年1月1日，蔡公的灵柩自上海启程，抵达长沙，并在岳麓山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仪式。在步入省公署任职之先，陈寅恪先生曾短期担任蔡将军的秘书一职。尽管这段师徒之情未曾长久，然而鉴于与蔡公的深厚渊源以及其公职身份，陈寅恪先生亦积极参与了蔡公营葬事务所交际股的各项事务。

蔡公营葬事务所的选址落在了藩园后方，陆军测绘局的范围内，由蔡锷的挚友兼同乡曾继梧全权负责其日常运营。事务所内部设有交际、文牍、庶务和会计四个主要部门。职员均由省长公署、督军公署及省属各机关精心选派。所有职员均秉持无私奉献的精神，未曾索要任何额外报酬。各部门的主管每日需在事务所办公半天，而部门成员则轮值工作。交际部门每日派出五名职员，其他部门则每日各派一名，工作时间定于早上八点至下午四点。据此推算，陈寅恪需每隔两天前往蔡公营葬事务所，履行其一天的工作职责。在这期间，谭延闿、赵恒惕等亦不时莅临事务所，进行祭拜。其中，袁家普前来次数最为频繁，其祭拜时的场景、挽联以及祭文等，无不令人深受感动。

1917年4月12日，这一日，蔡锷将军的葬礼在岳麓山隆重举行。在葬礼举行前的短短一周内，来自四面八方的宾客纷至沓来，各部院、各省纷纷派遣代表参加，使得接待工作显得格外繁重。为此，蔡公葬事务所提前三天开始筹备，将接待人员划分为九个小组，各司其职，分别负责接待中央特派员、各省代表、军方、警界、学界名流、农工商矿路界人士、外国宾客、女学界代表、议员和政团成员、新闻界以及亲友和家属等。陈寅恪被分派至第一组，他不仅是交际高手，负责迎接宾客，还在葬礼当天在麓山会葬休憩处担任招待工作，其责任之重大不言而喻。与他共同承担接待任务的，还有众多各界知名人士，如警察厅长林支宇、财政厅长袁家普、湘军师长赵恒惕、长沙日报经理文牧希、总商会长左宗澍、明德中学校长胡元倓等。

陈寅恪亦积极参与黄兴国的葬礼事宜。1916年11月12日，时任政务厅长并代理省长的范治焕主持召开了筹备会议，其目的在于举办一场声势浩大的黄兴追悼大会。此次大会将召集政界、军界、警界以及社会各界团体的代表出席，并迎来众多外宾的莅临。范治焕对接待外宾的细节尤为关注，精心筹划，力求做到尽善尽美。

道：陈寅恪先生深受国际人士的尊敬，预计此次追悼会将有众多外籍嘉宾出席，鉴于此，昨日特地委派了与湖南国际事务颇有研究的资深专家俞兆桐先生担任主任一职，陈寅恪与粟戡时两位先生则担任助理，今日现场负责接待与协调工作，以确保我国外交关系的和谐。俞兆桐先生当时担任电话局局长，而粟戡时先生则是外交司的司长，两位先生均拥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和卓越的素养。范治焕先生特别邀请陈寅恪先生参与，这无疑是对他外语能力和交际技巧的高度认可与信任。

辞职赴美国留学

1917年八月，北京政府动用武力，委派陆军部次长、湘西同乡傅良佐出任湘省督军，此举无形中剥夺了谭延闿的职权。对此，谭延闿义愤填膺，接连三次婉言谢绝了省长的职位。省长公署总务科长林祖涵、教育科长熊崇煦、交涉科长陈寅恪亦纷纷递交辞呈，并提出赴美深造的强烈愿望。他们这种团结一致、共赴时艰的道义支持，让谭延闿倍感欣慰。他深知游学美国的重要性，欣然同意，并迅速批准并资助了他们的留学申请。

鉴于即将到来的人事变动可能带来的影响，谭延闿精心筹划了相应的应对策略，并向驻美公使致以一封函件。

鉴于美国作为先进的共和国，其教育、学术、制度、财政状况、税收征收方式以及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均需进行深入的研究与细致的分类考察。为此，特委派熊崇熙先生担任美国教育研究考察员，林祖涵先生担任美国财政研究考察员。鉴于考察研究任务繁重且周期较长，所有专员抵达美国后的旅费及考察费用，将由中银每月支付一百四十元，此笔费用将直接从留美学费余存款中扣除。现特将中银一万四千元的汇款事宜委托贵公使代为收存，并请按月按照规定金额发放给专员们，并请收取他们的月领收据。待专员们完成考察研究任务归国后，请将每月的收据汇寄至本公署，再由本公署转交财政厅核收并备案。同时，敬请将存款余额告知本公署，以便我们做出相应的处理。此外，专员们抵达美国后，将前往拜访贵公使，恳请予以接洽并指导相关事宜。

本函仅简述了林祖涵与熊崇煦的留学事宜，而陈寅恪的申请则可能随后另行补充。谭延闿迅速颁发了三人的任职命令，规定考察期限为两至三年，并拨付赴美川资共计400银元。同时，每月将发放旅费与考察费，总额为140银元。命令中明确指出应立即启程，并要求将研究成果、译作成书及考察过程详细汇报予省政府。原定将款项汇至驻美公使处保管，但后因故未能执行，故将约5000银元的费用分别分发给三人。

数日之后，熊崇煦肩负教育部之命，荣任湖北省教育厅长。起初，他对此举抱有疑虑，经反复思量，终下定决心接受任命。随后，他将预支的“出洋费用四千六百六十八元及赴美川资费四百元”全额退还至省长公署。紧接着，总务科长林祖涵亦作出不赴美的抉择，此消息传至办事员余亚威耳中，他随即向谭延闿提出顶替赴美的请求，然未获准许。数月之后，林祖涵南下投身孙中山的麾下，开启了更加辽阔的人生篇章。

谭延闿目光长远，善于发现培育人才，又有成人之美，但是也引发了不少人的嫉妒和非议。湖南《大公报》发表题为“三科长互相埋怨，钱财为怄气之根本”的小文章：

省公署三位科长擅自挪用教育经费，累计金额高达一万四千元，用以分批赴美深造，这一事件已连续数周成为本报刊的焦点话题。近期，经过深入调查，我们得知，此事件的导火索是教育科长私自向省长汇报，竟意外获得了省长的默许。随后，总务科和交涉科的科长们得知此事后，亦纷纷效仿，提交了类似的申请。面对这一系列申请，省长迫于无奈，只得一应予以批准。然而，这一行为激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外界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教育科长对此深感懊悔，他指责总务和交涉两科的科长们盲目跟风，更不该泄露机密，从而导致三人共同承受外界的指责与责难。昨日，三人于某科长的私宅中会面，争论激烈，言辞锋利，一度险些演变成肢体冲突。

在社会新闻的版面上，谣言与真相交织，让人难以分辨。“争执不断，争吵不休，几乎升级为武力冲突”，若此事确有其事，那么这无疑便是陈寅恪青年时期生活的真实缩影，实为难得一见的珍贵画面。

陈寅恪于1918年下半年踏上了赴美的留学之旅。至于他为何推迟了近一年才踏上征程，以及是否延续了之前由省长公署资助的留学计划，鉴于资料的有限，具体的细节我们不得而知。然而，从1916年10月下旬至1917年9月初，尽管他在省长公署的任职时间不长，但这段经历为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给予了他深刻的磨砺。

吴宓在其日记中细致地描绘了1919年初，他与某人初次相遇时的那份感受。“陈寅恪不仅博学多才，更对中西政治与社会之精髓有着深刻洞察。”显而易见，那一年在长沙从政的经历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