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八路军实力增强。

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的早期阶段，八路军便迅速接管了山西的大片乡镇和农村地区，迅速建立起各级政权机构，覆盖了数百万人口，使得八路军的力量实现了质的飞跃。

待战争落幕之际，中共已蜕变为掌握百万雄师，足以与国民党展开真正对决的强大政党。

众所周知，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崭露头角，但其崛起的历程，却鲜有人能详尽道来。

或许，仍有一部分人了解到，山西在抗日战争初期成为了八路军崛起的重要阵地。

那时，日军进攻山西，中央军与晋绥军且战且退，八路军则是在战火中不断前推，虽冒险却也巧妙地抢得先机，在山西敌后成功构筑了多处抗日根据地，并确立了政权。

看似简单的事，实际操作起来却远非易事。

八路军之所以能在华北迅速铺开战线，成功占据众多战略要地，并圆满实现教员所制定的抗日战略，绝非仅凭勇猛与智慧所能简单概括。

无论事之大小，仅凭空想终难成事，唯有脚踏实地付诸实践，方能有望达成所愿。

别误以为教员的工作仅限于在窑洞中运筹帷幄，精心策划战略。然而，一旦投身于事务，他们便会严谨细致，对关键人物和关键事件紧咬不放，直至见到成效方才罢休。

自1936年的东征行动结束，教员便对刘少奇展开了持续关注，敦促他加强对华北，尤其是山西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教员每日都紧锣密鼓地询问工作进展，使得刘少奇在教员的催促下显得焦急不安。因此，刘少奇也频繁督促薄一波等人，要求他们提供具体成果和实际成效。

薄一波等人有真本事。

等到七七事变前后，整个山西都快被中共渗透成筛子了，到处都是中共的人。

在山西，众多县级行政机构的核心领导均为共产党员，而牺盟会的中坚力量亦主要由共产党员组成，此外，山西新军的中高级指挥官队伍中，共产党员和预备党员的比例亦相当高。

在山西的农村，左派思想的传播主要得益于共产党的推动；而群众的组织工作，也完全由共产党负责引领。即便是对军政要员进行培训，也是由共产党人一手操办。

在山西尚未陷入敌手之际，中共的影响力已如星火燎原，遍及山西及绥远两地，其在政治与军事领域均拥有显著的影响力。正因如此，抗日战争爆发之初，中共便能够如此顺遂地在山西建立起各级政权。

那么疑问产生，共产党人在山西如此活跃，难道阎锡山这个“山西王”只是在闲坐不动，袖手旁观吗？

恐怕你们难以置信，当时中共在山西地区的首要“庇护者”竟是阎锡山。

老蒋很愤怒地质问阎锡山，问他牺盟会是谁提议搞得，要严惩！日本人也向南京政府抗议，举报阎锡山“通共”。

彼时，在山西军政系统的各级官员眼里，阎锡山俨然成了一个被迷了心窍的昏庸帝王，众多大员心腹苦劝阎锡山，让他打击中共的发展。

阎锡山不仅置若罔闻，更是愤然甩下一句：“你们懂什么！”

阎老西葫芦里卖何药？

01

从红军东征说起。

1935年岁末，瓦窑堡会议圆满落幕，历经长征与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曲折历程，红军终于沐浴在了新生的曙光之中，对未来重燃了新的期许与希望。

尽管明确了未来的发展方向，然而在物质条件上仍面临诸多挑战。

鉴于陕北粮食供应紧张，物资匮乏，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红军队伍，加之陕北地区经济落后，发展前景有限，会议结束后，教员深思熟虑，认为还是应当渡过黄河，向山西拓展，那里的发展潜力更为可观。

说干就干。

1936年伊始，教员亲自率领部队渡过黄河，抵达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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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战略目标旨在实现山西与绥远两省的互联互通，并进一步与苏联相连。理想情况下，我们希望在经济条件较为优越的山西稳固立足点，进而与陕北地区形成紧密联系，从而为红军的壮大开辟广阔的前景。

当时红军的兵力仅有两三万人，然而教员却毫无担忧地坚信能够战胜晋绥军。在东征的岁月里，教员诗情勃发，创作了一首《沁园春·雪》。

相较之下，教员的自信与从容，令阎锡山不禁略显局促不安。

阎锡山是民国著名军阀。

军阀之辈，亦各有等级之分。其中，低阶军阀仅知武力执政，此乃众人皆知之理。他们倚赖手中兵力，别无他物，故而沦为最劣等的军阀之列。

中游的军阀们，已然认识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们不仅拥有强大的军队，亦具备一定的经济建设能力。诸如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等众多大军阀，均擅长此道。

高级别的军阀，其能力非凡，不仅精通经济之道，更能推动经济发展，阎锡山便是这类军阀的典范。

他在山西执政数十年，确实身怀绝技。这片内陆之地，在民国时期便能独领风骚，在经济领域独步全国，其军事工业亦颇见规模，乃至蒋介石亦需向阎锡山请教。

阎锡山能力出众。

常言道，内行人看门道，外行人看热闹。然而，阎锡山这位热衷于理论研究的军阀，在审视中共问题时，却与一般军阀迥然不同。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曾诚挚邀请众多中共平津地区的教授与学者赴山西举办学术研讨会，旨在汲取他们的智慧精华，以丰富和提升自己的“中庸理论”。

一个军阀去学马克思主义，目的肯定不怎么单纯，阎锡山很忌惮红军打土豪分田地那一套，是一个坚定的反共人士，所以就想从理论中找到破解红军的办法。

其他军阀仅着眼于红军手中的数万枝枪械，而阎锡山独独洞察到红军那令民众心生畏惧的组织与动员能力。

阎锡山曾对部下言道：“共产党凭借思想、民众、政治、武力之力，意图夺取政权。唯有思想方可抵御思想，唯有民众方可抵御民众，唯有政治方可抵御政治，唯有武力方可抵御武力。”

见解很高。

02

1935年，当红军抵达陕北之际，阎锡山显得异常忧虑与恐慌。

你所洞察之景象，即你所坚信之物，而你坚信的一切，亦将引导你的行动。

面对红军的武装力量，一般军阀会选择以军事手段进行压制；然而，阎锡山则洞悉了红军背后的理论体系与主义信仰，因而他在理论和政治层面实施压迫。

阎锡山在民国军阀中堪称罕见，其对农村与农民的关注尤为突出。在他执掌山西政权的岁月里，实施了一系列针对农村与农民的政策，致力于将农民群体组织起来。在那个时代，山西的社会秩序相较于其他地区，无疑显得更为稳定和谐。

因此，阎锡山深刻洞察到，红军对农民的吸引力无与伦比，正因如此，他对红军挺进山西深感忧虑。

在抵御共产主义思潮的过程中，阎锡山潜心研习，逐渐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理念和策略。

如果说老蒋在防共时采取的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那阎锡山就是“九分政治，一分军事。”

阎锡山深以为然，红军之所以令人畏惧，在于其能够通过打击地主、分配土地的手段，广泛吸引民众，有效组织与动员群众。在他看来，单纯的军事防御对遏制共产党的群众工作毫无实效。他认为，意识形态的力量远胜于军事手段，若不能有效阻止中共对农民的动员，那么其他一切措施都将徒劳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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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另寻路径，意图先行将土地收归公有，彻底废除土地私有制，如此一来，红军到来时便无地可分，亦无土豪可供打击。

换而言之，我自行操作。

我决不允许你剥夺我的生命，我要亲自改变命运，然而最终却走向了自我毁灭的结局。

此外，阎锡山先行一步，积极动员山西民众，散布大量关于红军的虚假信息，以此恐吓民众。继此，他又成立了防共保卫团和主张公道团。

这两大民间团体同样颇具特色，红军到来后，难道不是承诺要代表穷苦百姓发声吗？

我，阎老西，先行一步，提升穷人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我将创建一个主张公道的团体，率先将受尽苦难的穷人组织起来，确保他们获得应有的公道。我们将以公道主义对抗共产主义。

防共保卫团的任务专司针对那些具有亲共倾向的个人，将他们视为不良分子，并设立举报奖励制度，对于抓获者亦给予丰厚赏金。

阎锡山为在民众心中对红军留下不良印象，特地编撰了六首反共歌曲，并要求各村在规定期限内熟记，未能达标者需当众承受惩戒。

阎锡山的这套做法表面上看似机智，实则是在自掘坟墓。

此法不仅将颠覆山西固有的社会架构，而且在新兴组织与人员崭露头角之际，必将与旧有组织及体系持续发生冲突。可谓是自作聪明，反遭其害。

良药变毒药。

琼浆即毒。

山西省的副省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对于阎锡山的战略思维在此问题上显得难以认同。他屡次敦促阎锡山强化黄河的防御体系，并增强军事部署。

阎锡山已深陷于主义论争的泥沼之中，难以自拔，对于增强军事力量以抵御共产主义并无太多兴趣，他全神贯注于通过政治手段来防范共党的渗透。

一方面，他对军事抵御共产主义的实效性持怀疑态度，对自己的政治策略充满信心；另一方面，他又不愿将军事资源分散用以防范共产主义势力的渗透。

当时，日本人对绥远地区虎视眈眈，而绥远地处山西的北部要塞。阎锡山迫切需要集结力量以抵御日军的威胁。

然而，阎锡山所施展的这一套把戏，在教员的看来，不过如同孩童间的嬉戏，未曾真正予以重视。

阎锡山对黄河防线的疏于防范，竟然使得红军得以畅通无阻地渡过河流。

03

1936年2月，红军入晋东征。

红军成功穿越黄河这一天然障碍后，随即兵分多路，挥师东进：一支军队攻占义牒，围困石楼；另一支军队攻克留誉，逼近中阳；还有一支军队沿河北上，发起对柳林的进攻。

阎锡山未曾遭遇如此场面，一时竟陷入困惑，十余万大军蜂拥而至，竟未能阻挡住仅有万人的红军。

往昔我自诩所创之物，自以为坚不可摧，然而面对那些真正将土地分给穷人的红军，这一切竟显得徒劳无功。

教员运用“麻雀满天飞”这一策略，令阎老西束手无策。

在那一阶段，张学良向阎锡山发出电报，提出愿意提供协助以共同剿灭共产党。然而，阎锡山并未对此表示感激，反而痛斥张学良心怀叵测。

阎锡山心生疑虑，他坚信红军渡过黄河，实乃老蒋与张学良所策划。鉴于二人一直倾向于与苏联结盟，阎锡山在接获张学良的电报后，便断定其背后操控者正是他。

张学良在政治领域的历练尚显不足，情绪控制亦显不够稳重。

在坚决回绝张学良的恶意企图之后，徐永昌曾力主将蒋介石的中央军调入山西，然而此提议亦遭到了阎锡山的拒绝。阎老西始终坚持，除非万般无奈，否则绝不允准蒋介石插手他的势力范围。

相较之下，老蒋显得尤为沉稳，尽管已将入晋的部队悉数准备就绪，他却并未急于与阎锡山接触，始终保持沉默。

战略定力胜张学良。

眼见红军在山西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似乎意图长期驻足于此，阎锡山焦虑万分，即刻调动晋军全力阻截红军的步伐。

三月伊始，阎锡山迅速集结两个纵队，共计八个旅的兵力，部署于汾阳、孝义、隰县一带，意图在孝义西部的兑九峪地区与红军主力展开一场决战。他企图凭借兵力上的优势，一举吞并红军。

红军士兵毫无惧色，双方在兑九峪蜿蜒数十里的山谷中展开了激烈的交战，你来我往，互有攻守，最终均未能获得显著优势，终是以各自撤退而告终。

阎锡山素来认为红军的理论与主义颇具威力，而在军事层面则不足为忧。

红军毫不留情地给了他两记响亮的耳光，这充分体现了他们在群众工作中的精湛技艺，以及在军事领域的卓越才能。

历经兑九峪激战，阎锡山对红军的应对策略已显乏力，内心深处涌起一股无力之感。

恰在此时，老蒋伸出了一只手，面带微笑地对阎锡山说道：“遇到难题，不妨寻求中央军的援助。”

3月11日，徐永昌记。蒋先生来电指示，除黄杰所率的一旅及关师全体之外，更派遣卫立煌率领两师兵力赶赴晋地协助剿匪。

老蒋深知，唯有此刻，阎老西方肯放宽尺度，准许中央军踏入山西，从而避免触怒那狡猾的阎锡山。

此次肩负代表老蒋入晋重任的大员为陈诚。尽管此行旨在支援阎锡山，但陈诚却刻意放低身段，展现出强烈寻求合作的姿态。

陈诚忧虑，鉴于自己地位显赫，权重一时，恐令阎锡山心生不适，进而滋生疑虑，遂宣称自己将不久便离职，将部队指挥权转交汤恩伯。

随着中央军的主力部队陆续抵达山西，教员察觉形势不利，遂下达撤退命令，率部撤离山西，重返陕北。

此次东征，虽痛失刘志丹这位英勇将领，但总体而言，我军可谓是凯旋而归，战果丰硕。

红军已远去，而中央军却滞留于晋西之地，不愿离去。

正如教员所预见的，经过东征之战，山西的矛盾格局必将迎来新的转变。

04

请神容易送神难。

若要中央军协助驱逐红军，寻求蒋介石的支持，自然少不了相应的牺牲与代价。

中央军不仅滞留不去，更积极笼络阎锡山的旧部，加速拓展国民党的影响力，并在晋绥军中暗中安插己方人员。

蒋介石向阎锡下达指令，要求其集结十五个团，发起一场西征行动，渡河进剿共产党势力。

而且，老蒋毫无保留地拉拢晋绥军的高级将领李生达，委以此次西征的总指挥重任，并赋予他中央军的调动权。

老蒋的举动实在令人作呕，让阎锡山倍感困扰，他直言不讳，即便不是被红军所灭，也将因“草字头”而丧命。

此时，日本人觊觎华北地区，借由伪蒙古国的协助，对绥远施加了沉重的压力。绥远地处山西的北方门户，日本人图谋华北自治，其首要任务便是夺取战略要地山西。

鉴于山西地势险峻，若无法攻克此地，华北自治的构想便沦为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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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在经济、军事、政治等多个领域对阎锡山施加了沉重的压力。

阎锡山毅然拒绝担任日本在华北的代言人，这体现出他身上所蕴含的深厚民族情感与爱国之情。山西，对于阎锡山而言，乃是其无法割舍的故土，他的一生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早已融为一体。

日本目光锐利，虎视眈眈，然而如今，中央军却再度被引入其中。

国民革命军、工农红军、日本侵华军皆将目光聚焦于山西，阎锡山曾扼腕长叹：“我仿佛在仅有的三颗鸡蛋之上翩翩起舞，任何一颗的破裂都是我所不能承受的。”

阎老西提前进行了一次锄奸行动。

1936年五月，阎锡山派遣手下暗杀了李生达。紧接着，他向蒋介石汇报称，李生达遭遇刺杀，军心因此动摇，恳请允许推迟入陕计划。

老蒋微笑不语，倒是乐见晋绥军内部自行其是，相互倾轧。

李生达事件亦暴露出阎锡山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内部纷争四起，外部则强敌环伺，虎视眈眈。

阎锡山基于其“中庸之道”的理念，坚信自身唯有在狭窄的空间中寻求生存之道。于是，他的思绪转向了不久前撤离山西的红军。

自教员发起此次东征以来，阎锡山得以深刻领略红军的英勇无畏。红军虽仅以一两万之众，却能与自己数倍于己的十几万大军交战，打得旗鼓相当，令阎锡山感慨良多。

阎锡山自行核算了一笔账目，若红军的战斗实力与日军相仿，那么以他手中十余万大军，恐难以抵御日军的一万余人。如此一来，这场战争实难取胜。

若红军的战斗力不及日军，则自身连红军亦难以战胜，这便意味着失去了抗日的资格。

一商议既定，阎老西便萌生了借助中共之力的念头，以期在日军的压迫和国军的施压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在蒋介石与日军的重压之下，阎锡山这位一贯坚定的反共分子，竟出乎意料地主动寻求与红军展开合作。

若红军未能彻底击败阎锡山，阎锡山便不会主动寻求与红军建立合作关系。

若红军未先击败东北军两部，张学良或许亦不会寻求与红军展开合作。

世间本就充满现实，你无需惧怕麻烦，唯恐自身实力不济。一旦缺乏实力，便连被人利用的资格亦不复存在。

唯有具备实力，方能赢得进入牌桌的资格；正如锻造铁器，关键在于自身过硬的本领。

此刻，教员在陕北洞察到阎锡山境遇堪忧，正是拉拢良机。尽管双方不久前曾有过一场交锋，但这丝毫不妨碍未来合作的展开。

形势如此，阎锡山无选择。

教员洞若观火，虽刚领众人痛击阎老西一番，然彼此间仍有望成为挚友。

阎锡山并非愚者，实则才智过人。与智者交流，事倍功半，这一点你我皆心知肚明。

返回陕北之际，教员旋即转首挥毫，撰写了一封寻求合作的信函，命被俘的晋军团长郭登瀛携信返回，转呈阎锡山。

伯川先生：闻悉蒋氏对先生步步紧逼，竟迫使晋军二次踏入陕西，同时派遣中央军严密监视其后，此乃蒋氏毫无悔改之意……三晋军民无不共怀感慨。若先生能与敝方携手并肩，共同抗日反蒋，敝方同仁自当与晋军并肩作战，共筑抗敌战线……国难当头，之际，恳请三晋贤达勿坐视不理。”

在强者看来，阴谋论显得荒谬，若不洞察时局，暗中策划又有何益？

阎锡山在接到信件后，心中已有所动摇。他意图借鉴红军在组织群众方面的策略，以此扩充自身势力，将山西的民众纳入自己的麾下。与此同时，红军亦需借助阎锡山的默许，在山西展开宣传，推广其理念。

达成了三项协议。

一、撤销山西境内以反共为宗旨的所有组织和团体，例如防共保卫团。

二、解除对陕北苏区封锁。

三、为迎合双方的需求，组建了一个抗日民众组织，该组织后演变为著名的“牺盟会”。

这场相互依存的合作，双方皆心悦诚服，阎锡山无可选择，红军亦然。

同是落难者，何必曾生怨。

合作中谁将利用谁。

那就要看本事了。

05

恰逢其时，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薄一波正苦思冥想，寻求脱身的途径。

彼时，日军图谋侵占华北，国民党当局正筹划撤离该地区，随之，关押于此的政治犯亦将被迫随迁。

狱中管理者向薄一波等人透露，趁着此次迁移之机，他们有机会获得释放。

需付5000元。

薄一波及其同仁们在狱中已度过数载春秋，尽管他们清白如洗，薄一波仍决意写信寻求援助以筹集资金。监狱看守听闻此事后，欣然表示全力支持，并主动提出愿意协助他将信件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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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心中闪过一个念头，认为或许有人能在短时间内筹集到一笔巨额资金。此人便是昔日的地下党伙伴，胡熙庵。他曾担任造币厂的科长，与金钱的接触可谓直接且频繁。

当前，胡熙庵以山西省政府经济统制处处长的身份示人，自身经济状况亦颇为拮据。在接到薄一波的来信之后，他立刻联络了在山西定襄的老乡，寻求他们的协助。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找到了郭挺一。

郭挺一与薄一波同窗，早年亦投身共产党。然而，随后的岁月里，他依照反共启事完成了出狱程序，也因此被开除党籍。此后，他返回山西故里，投身于阎锡山的麾下，在山西自强救国会担任要职。该会会长一职由阎锡山亲自担任，而梁化之则担任总干事。

找到阎锡山。

郭挺一与阎锡山进行交流，意图劝其出资，以营救薄一波等人。在谈话中，他对薄一波赞誉有加，几乎将薄一波捧上了天。

恰在此时，阎锡山正着手组建抗日民众团体，亟需一位中共人士牵头组织相关事务，以促成与中共的合作。

阎锡山闻悉薄一波这位才子乃共产党员，且同属山西籍贯，两地的距离亦颇为邻近。即便梁化之，这位阎锡山亲自栽培的政治传人，以及幕僚赵戴文等一众人士，也都纷纷向阎锡山力荐薄一波。

薄一波，易掌控的年轻人。

阎锡山秉持着虚怀若谷的胸襟，即刻向负责北平事务的军阀宋哲元，以及革命先锋薄一波分别致函。

随即，派遣郭挺携带着五千银元前往北平监狱，其任务是接应薄一波返回山西，共同商议并推进保晋事业的发展。

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刘少奇亲自命人向薄一波等人致信，催促他们尽快完成反共启事的相关手续，以便早日重获自由。

这正是所说的机遇降临，势不可挡。曾经被囚禁长达五年的薄一波，即便平日里竭尽全力呼喊，亦无法挽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

待到预定时刻来临，外界人士纷纷争先恐后地涌上前，意图拯救他们，这无疑是时代孕育英雄的生动写照。

时代风云涌动，若你才干卓绝，出头之日自是顺理成章。在乱世之中，更是不缺默默无闻的英雄。

不久获释之后，薄一波便收到了阎锡山寄来的信件。在拆阅信件后，他立即向北方局进行了及时汇报。

刘少奇听闻此事后，喜形于色，感叹道：“此乃天赐之大幸，乃是我等梦寐以求却始终未能得偿的良机。岂料你小子甫一刑满释放，如此美事便主动降临。”

时局正经历着重大变迁，日本企图灭亡我国，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阎锡山亦处于动摇之中。在此背景下，我党的使命在于，既要深入开展基层群众工作，亦需妥善构建上层统一战线。

刘少奇在接手白区工作时，对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

他坚信，唯有竭尽全力争取合法的身份，并与上层建立稳固的联系，方能有效地开展宣传工作，从而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们专注于渗透之道，而非陷入对抗的泥潭，所倚仗的是真本事，而非一时的怒气。

刘少奇对薄一波说：“若机会主动降临，却因拒绝而错失，那便等于放弃了这一良机。”

这无疑是一份难得的良机，阎锡山将这一无与伦比的机遇直接指名道姓地交予了薄一波。

在某种程度上，称阎锡山为薄一波的伯乐并不为过。原本边缘化的薄一波，自从接过这一重点项目，他的名字便迅速引起了教员的关注。

行旅途中，乡情相随，阎锡山这位地方豪绅，对待同乡颇为厚道。

薄一波自述：“出狱后不久，大约一周左右，我便在10月5日前后重返山西，并在那里逗留了超过二十日。那时，革命力量尚不强大，党内仅设有一个特科。他们特意组织了一批人前往车站迎接我。大约有十几人，人影稀疏。胡熙庵带领了一群人，邀请我至他们处暂住。”

阎锡山特邀薄一波前来，旨在委以重任，令其主掌牺牲救国同盟会的事务，此会亦简称为牺盟会。

他意图借助这个组织，将山西全省的民间力量凝聚一心，共同动员民众投身抗日救亡的伟大事业。

阎锡山颇具个性，他恪守着“绝不过分”的信条。

起初，该组织定名为“抗日救国同盟会”，然而阎锡山认为直接提及“抗日救国”略显不妥，遂将其更名为“牺牲救国”。

稍后，在组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之际，情形亦复如此，将抗日决死队之名更改为抗敌决死队。

阎锡山行事遵循“中的理论”。“存在即真，需求即法。”无论何种条件，只要能确保我的生存，我便能与任何人为伍；而若有人阻碍我的存在，我便将坚决反对之。

步入抗战的中后期，家业几乎荡尽的阎锡山，竟然与日本侵略者同流合污。

06

恰逢九一八事变五周年之际，即1936年9月18日，牺牲救国同盟会于山西正式宣告成立。

薄一波抵达山西后，首要之举即是与阎锡山商定三项约定，同意其负责牺盟会的日常运作。然而，这一允诺需以他满足三个特定条件为前提。

“首先，我的立场是专注于抗日工作，而避免涉足其他领域；其次，我作为共产党员的身份不容改变，你亦无权对我从事的工作加以限制；再者，我所进行的活动，须得到你的首肯。”

然而，阎锡山亦有所要求，即牺盟会的一切活动均需冠以其名号进行。在发表言论与执行事务时，虽可借鉴共产党的策略，但外在形式务必遵从阎锡山的模式。

“将阎锡山的钱袋，填充以共产党的信仰之粮。”

你我互相利用，你以为已稳操胜券，殊不知，我亦深信你已陷入此局。

此疑问涉及阎锡山是否知晓薄一波与郭挺一并非同一人，以及薄一波是否使用的是伪造的而非合法的手续？

部分学者对此表示不知情，因此阎锡山对薄一波表现出极大的信任。然而，根据薄一波的回忆记载，阎锡山似乎对此事了如指掌。

明了重用薄一波的缘由，乃在于他手头这张伪造的文件，足以规避诸多困扰。

在山西逗留逾一个月，薄一波搜集了充足的信息资料，随后返回北方。他向刘少奇做了详尽的汇报，并据此制定了一套未来工作的指导纲领。

刘少奇对薄一波叮嘱道，无需畏惧与国民党高层过于亲近，抵达后首要任务是稳固立场。他们喜好何等言论，我等便应投其所好。

阎锡山若不悦耳之言，则缄口不言。关键在于实际掌握领导权。

在临别之际，刘少奇增派了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人与薄一波一同前往太原。同时，他还赋予薄一波一项特殊使命：营救王若飞。

原本，薄一波与梁化之曾言，王若飞乃一杰出人才，在我党内部，其地位与周恩来相媲美。若能获释，自当能为牺盟会效力。然而，王若飞一经获释，便急于返回延安，此情此景，令梁化之怒不可遏，甚至欲将他重新拘禁。此事暂且按下不表。

薄一波重返太原后，即刻着手对牺盟会进行了改组。会长一职依旧由阎锡山担任，而常委成员中，除了梁化外，其他六位均由共产党员出任。

杨献珍执笔起草了牺盟纲领。纲领原文中提出“抗日救亡”的口号，后经阎锡山修改，改作“抗敌救亡”；原句中“收复失地”的表述，亦被阎锡山调整为“守土抗战”。

薄一波等人亦不拘泥于此，任由你发表己见，只要人是我们自己的，便足矣。

牺盟会，作为山西省政府的官方机构，其运作效率显著，得益于阎锡山的倾力支持与资源投入，工作推进格外顺畅。即便是薄一波，也对此表示由衷的赞叹，称工作进展极为顺利，成效显著，可谓一日千里。

然而，过程中亦遭遇波折，山西众多军政要员均对阎锡山启用共产党人表示反对。

某日，万经国与赵传寿这两位集团总司令率领部属七八十人，一同来到阎锡山面前，他们言道：“参谋薄一波已被我方查明为共产党成员，一旦你承认了共产党，我们便将陷入绝境，无路可走。”

阎锡山轻笑一声，言辞中带着几分嘲讽：“你们这些家伙，哪里懂得个中真谛。现在交上这样的朋友尚且不易，待到日后，想再结交如此知己，恐怕已是难上加难，快些滚吧。”

证据确凿，阎锡山堪称中共在山西地区最为关键的“庇护者”。

大革命遭受挫败之后，中共的地下党组织又何曾有过如此优待？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地区，那些领导人们非但不会组织军警来抓捕我们，反而为我们遮风挡雨，渴了便递上一杯水，饿了则送来食物，无微不至地关怀备至。

在历史洪流面前，无论是新怨旧仇，皆不过是微不足道的闹剧。

07

革命年代共产党人最擅于斗争。

一气化三清。

红军的每一位骨干成员，宛如红警游戏中的基地车，一旦锁定资源丰富的地域，便能迅速展开，构筑起一座稳固的根据地。

自牺盟会成立以来，薄一波等同仁首先着手的工作便是着力培养人才，以实现自我更新与自我发展。

这相较老蒋的手段，无疑高明许多。老蒋进驻山西之际，惯用的伎俩不过那“三板斧”——挖墙脚、安插间谍、挑拨离间。

一番周折下来，结果仍旧是零和博弈，不过是存量之间的较量，未见任何新增的成果。

薄一波他们则另辟蹊径，一开局便创办了各类培训班，接连不断地开办，一堂接一堂。

牺盟会陆续设立了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以及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军政与民运干部训练班等多类培训班。

在阎锡山的严密监控之下，除却党校未设之外，其余各项事宜均得以实施。

村政协助员培训课程究竟有何要义，我们不妨特此一提，详加阐释。

该机构的举措颇似今日大学生热衷的“三下乡”活动，旨在组织学生与青年深入农村进行宣传，其风范犹存五四运动之余韵。

村政协助员培训班通过选拔方式吸纳了约1000名学员，其中主要包括太原市的学生以及部分乡村教师。学员们将接受为期10天的集中培训，培训结束后，他们将分配至农村各地，投身于面向农村不同阶层的宣传与动员工作之中。

组织形式颇似昔日工人运动时期，刘少奇运筹帷幄，薄一波负责具体执行。

村政协助员抵达乡村后，便迅速着手组织村民参与各项活动。

以十人小组为单位，通过成员间的投票，选拔出一位代表，此过程持续进行，不断蔓延扩散。与此同时，我们亦会推荐杰出人才进入军官教导团及军士训练团深造。我们的目标，是招募到两万名士兵。

三个月的时间里，牺盟会的成员数激增至六十万，同时亦使得其他培训班的人数达到了饱和。

运用此策略，仅需动员一千名青年学子，便能激发数十万人的力量，吸纳了数万名杰出人才，从而圆满完成了这项事业。

阎锡山羡慕其组织动员力。

随后，我们设立了政治工作员培训课程、突击士官训练班、女性运动培训班，以及寒假和暑期的专项训练班。

此外，还有至关重要的牺盟干部训练班，该班别具一格，专注于培养牺盟会的特派员，其体系完全源自中共。

特派员的职责在于将任务遍布山西各地，并亲自组织与领导这些任务的全面展开。他们致力于将经过培训的专业人才安置于最适宜的岗位。

总而言之，无论男女老少，无论来自本省还是外省，加入牺盟会后，均能寻得契合需求的培训班。在这里，他们不仅能够习得抗日救国的技能，更能额外获得当代世界最前沿的思想宝库——马克思主义。

1937年左右，中国共产党在山西的势力日益扩大，呈现出风卷残云般的态势。

中共以农村为基，开拓天下。

阎老西将山西的农村地区，慷慨地让与中共来开辟，致使山西转变为一个独特的根据地，中共若不因此崛起，几乎难以想象。

恐怕阎锡山本人也未曾料到，昔日他凭借中共的策略，拼尽全力抵御共产主义势力，然而数年之后，他却转而大开方便之门，欢迎中共在此地生根发芽。

令人唏嘘。

短时间内，薄一波凭借牺盟会之力，培育了大量抗日救亡工作的中坚力量，逐步构筑起山西新派领导的核心阵容。

08

在培育出众多军政人才的基础上，接下来的策略是巧妙说服阎锡山，使其组建新军，这便是日后闻名遐迩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显而易见，许多人在浏览至此之际，或许已经察觉到，与阎锡山关联的组织，其名称均带有一种别具一格的特色。

阎锡山对此情有独钟，此爱好源自他在日本求学时期，曾加入铁血丈夫团，自此便对这类蕴含着牺牲精神的名称产生了深厚的兴趣。

阎锡山同样渴望组建一支新军，对红军那般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部队尤为倾心。在与红军的较量中，他早已萌生了打造一支类似新军的强烈愿望，然而，他身边却缺乏精通此道的得力助手。

自七七事变爆发，薄一波便向阎锡山提出组建军队的提议。阎锡山未加多思，便迅速予以同意。他承诺，武器装备与军饷均由山西省负责承担。然而，他提出，军队的体制需参照红军模式，且部队的指挥官亦需由其自行挑选。

薄一波将此事向上级汇报，上级亦为之震惊，直言此乃前所未见之佳事。

新军的组建势在必行，而武器也务必牢牢掌控于我方之手。教员一挥手，延安便大力支持此事。待八路军渡过黄河，届时延安还将派遣一批军事人才予以支援。

阎锡山渴望掌握高层领导权，而我们则应争取中下层的领导权。

阎锡山自然并非轻易可被蒙混，他曾试图在新建的军队中掺杂不利因素，然而这招数并未奏效。在组织建设领域，中共位居首位，无人敢于挑战。

最初，决死队的核心成员仅有三百名学子。在一个月后，经阎锡山的首肯，队伍得以扩编，增至五个旅级单位以及四个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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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上，决死队隶属于阎锡山的指挥，然而，其政治委员与政工人员均为共产党员，部分思想较为开明的旧式军官亦被选送至抗大分校深造。

新军成立之际，刘少奇与杨尚昆同志在延安召开完会议之后，亦辗转抵达太原。

自他们抵达之后，便着手夺取新军以及山西各县的领导地位，并向各地输送政治工作人才，以参与各级政权机构的组织与管理工作。

1937年11月8日，太原沦陷，牺盟会总部随即迁至临汾，刘少奇同志亦在此地展开办公。

此刻，山西的局势发生了显著变动，境内半数土地已落入敌军手中，晋绥军亦遭受重创，损失过半，而旧政权几乎全面陷入瘫痪状态。

阎锡山元气大损，此刻他手中力量薄弱，唯有将所有的期望，寄托于牺盟会之上。

昔日，阎锡山或许是有意庇护中共在山西的扩张，然而随着山西半壁江山的相继陷落，他对中共的发展态度几近放任。

彼时，华北地区的政府机关几乎空荡无遗，国民政府的行政体系亦已陷入瘫痪。然而，在众多小城镇中，日伪政权尚未站稳脚跟，导致权力出现了一段短暂的真空期。

此前，刘少奇派遣至山西各县的牺盟会特派员，一经任命，便迅速掌握了众多县、区、村的政权。此外，刘少奇还精心筹备了一个县长培训班，选拔了40名特派员，直接对其进行培养，以期他们成为未来的县长。

刘少奇对机遇的捕捉极为敏锐，在那个时期，他心无旁骛，专注于权力的运作，其主要职责便是任命各级政权的领导者，并致力于培养各层级的干部。

在这一点上，刘少奇与教员的想法颇为一致，他们都对政权和农村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教员在延安时刻关注山西的军事动态，而刘少奇则专注于临汾地区的政权建设，二者各司其职，协同配合。

固然，部分县长、团长的任命需阎锡山首肯，但在此关键时刻，此举不过走个形式。阎锡山孤立无援，唯有依托牺盟会之力，而共产党所推举的候选人，大都能顺利通过。

政权已稳固掌握大半，新军的指挥权亦基本落入我方之手。虽然新军名义上隶属阎锡山麾下，实则军队的实际领导权已牢牢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中。

新军巅峰时期，兵力高达五十个团，主力部队逾五万之众，编制规模几乎可与八路军相媲美。

随着时间的推移，阎锡山察觉到自己已无法驾驭新军，遂决意亲自下手，将这支军队彻底摧毁。

自十二月事变爆发以来，众多新军部队毅然改换旗帜，在共产党的引领下，迅速融入了八路军120师与129师的行列。

八路军迅速壮大。

09

在抗日战争的开端阶段，八路军迅猛发展，得以在山西境内迅速构建起各级政权体系。这其中，刘少奇的领导作用至关重要，而阎锡山以及牺盟会的贡献亦不可忽视。

蒋介石曾追击围剿红军长达十年，意图在山西重现四川的辉煌，却未曾料到事与愿违，阎锡山并非刘湘，山西亦非四川。

在被迫无奈之下，阎锡山对中共在山西的合法活动给予了长达一年的默许，此举使得蒋介石之前的努力付之东流。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党得以迅猛发展。

随着国民党的溃败至台湾，岛内众多人士纷纷将党派最终的败北归咎于阎锡山，认为他应承担相当大的责任，其难逃其咎。

确实，此言不无道理，然而，随之而来的益处却也一并丧失了，那是延安凭借自身能力所赢得的。

正是老蒋当年对阎锡山施加了沉重的压力，在日军倾力进逼之际，不仅未能分担其负担，反倒是逼迫他向中共一方倾斜。

老蒋过于自负，自以为红军与晋绥军之间的矛盾难以化解，又自视东北军已沦为丧家之犬，坚信他们将与红军相互消耗。

两个算盘均被教员解决了。

阎锡山同样满怀信心，自诩在山西扎根数十年，其势力足以左右共产党，用以抗衡那位更为强大的蒋介石以及日军。然而，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蒋介石与阎锡山均才智过人，然而，他们共同面临了一位强大的对手——毛泽东。

还是教员最牛。

在这一时期扮演关键角色的薄一波，其后来的经历又是如何的呢？

1943年11月，薄一波抵达延安，出席七大预备会议，并首次与教员见面。

教员见到他说：“你是薄一波？”

自言自语地反复道：如履薄冰

此后，薄一波在党的七大上荣膺中央委员之职，彼时年仅37岁，堪称当时最年轻的中央委员。

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