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强，原名方鳌轩、方长，1911年1月26日诞生于湖南平江县长寿镇。出身于贫寒之家，方强在完成初小教育后，便毅然辍学，跟随父亲投身码头劳作，尔后又在印刷店中担任学徒。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唤醒了方强内心对旧社会的深恶痛绝，激发了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向往。192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1930年，他投身工农红军，历经中央苏区多次反“围剿”战役与长征的艰辛考验。1947年秋季，方强率领部队参与了东北地区的攻势作战，以及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他毕生致力于海军与国防工业的发展。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以及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多项荣誉。

一、毛泽东对方强充满信心地勉励道：“我坚信你必定能将中央警卫营的职责执行得更加出色，打造出一支红军的模范营队！”

1932年9月，方强受命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警卫营的政治委员。某日深夜，他亲自率队巡查哨岗，途中偶遇毛泽东主席在住所外漫步。方强激动地上前敬礼，毛泽东随即询问了方强的家庭背景及革命历程。在听完方强的汇报后，毛泽东对他工作中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满怀信心地鼓励道：“我相信，你定能将中央警卫营的管理提升至新高度，打造出一支红军中的模范营队！”

1933年一月，蒋介石发起了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战事紧急，福建军区紧急命令中央警卫营火速驰援上杭。方强率领四个连队夜以继日地赶路，在上杭以南遭遇了国民党军一个团的猛烈攻势。面对敌强我弱的不利局面，方强指挥部队冷静应对，成功击溃敌人百余人，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在追击逃敌的过程中，方强不幸被子弹击中左胸，鲜血染红了军装。经过五名女赤卫队员组成的担架队两天一夜的急行军，方强被送至福音医院。傅连暲院长检查后不禁大惊失色：子弹从胸部洞穿，从心脏下方进入，又从背部穿出，失血如此之重，且两天多未得到任何处理，竟然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傅连暲院长急忙为方强进行手术，这才使他转危为安。在康复期间，由于国民党严密封锁，苏区物资极度匮乏，即便是身负重伤的方强，也只能以南瓜和野菜为主食。眼见方强日渐消瘦，伤口难以愈合，傅连暲院长焦急万分。一日，傅连暲在见到毛泽东时，谈起了方强的病情。毛泽东便将一罐清炖牛肉交给傅连暲，嘱托他带给方强，称之为毛泽东为他开具的“药方”。方强看到眼前那散发着油光的牛肉汤，不禁热泪盈眶。在傅连暲等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方强的伤口逐渐愈合，刚能下床走动，他便特意前往拜访了毛泽东。

春节落幕，中革军委与总政治部在瑞金庄严举办了一场“中国红军模范团”的命名与授旗盛典，方强亦出席了此次会议。会上，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郑重宣布：“中革军委及总政治部共同决定，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警卫营为基石，扩充中央警卫团，并赋予其‘红军模范团’的荣誉称号。”方强康复之后，继任伍修权担任中央警卫团的政治委员。1933年6月，他被任命为粤赣军区第22师的政治委员。翌年春季，他受命率领第22师坚守筠门岭。筠门岭地处水陆交通要冲，是赣粤闽边区的战略要地，历来为兵家必争。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第22师成为南线战场的主力。然而，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方强不得不采取消极防御的策略，导致汶口、盘古隘、筠门岭等关键阵地失守，伤亡超过千人，最终，方强不得不率领部队撤离战场。

方强红军时期照片。

在筠门岭战役结束后，方强紧急组织连级以上干部进行战况复盘。恰逢此时，毛泽东从会昌致电询问战斗细节、部队伤亡及战士们的士气。他对方强表示赞赏：“你们的战绩令人满意。虽然面对众多国民党军队，经过长时间作战，国民党军进展有限，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毛泽东在电话中对方强进行安抚，强调无论胜败都应保持信心，不能因暂时挫折而气馁。他建议方强组织部队整训，深入分析为何未能有效阻挡国民党军，以及如何更有效地消灭敌人。毛泽东特别强调，每次战斗前都要制定多套作战计划。若国民党军分路进攻，我军应避开头部和身体，专击尾部；若敌军多路并进，则攻击其侧翼。关键在于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国民党军的薄弱环节，逐步消灭其一部。

方强在毛泽东深入浅出的分析下顿悟，这不就是毛泽东在反“围剿”中获胜的秘诀所在吗？他立即召集师级领导召开紧急会议，依照毛泽东的指导方针调整了作战策略。随后，部队在指挥下连续取得五至六场胜利，击溃了国民党军的前哨小队，筠门岭驻守的国民党军因此不敢再轻易行动。然而，方强所采用的游击战法却激怒了坚持教条主义的左派，6月下旬，一个以国家政治保卫局为主导的中央审查小组突然降临第22师，未进行任何调查就指责方强和他的师领导层“违背中央指令，另搞一套”，并将他拘押至国家政治保卫局等候进一步处理。

二、在长征岁月中，方强历经重重考验，更亲身参与了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所经历的惨烈血战，谱写了一段悲壮的历史篇章。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连串败绩，战局愈发严峻，为了寻求生存之道，党中央果断作出战略转移的决定。长征启程之际，方强随队同行。遵义会议后，他重获自由，并被分配至军委纵队干部团担任总支书记一职。当中央红军抵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方强因水土不服，不幸染上痢疾。尽管如此，他仍强忍病痛，随部队翻越雪山，抵达川西北的卓克基。长时间的艰苦跋涉使得方强的病情愈发严重，短短几天内，他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干部团团长陈赓和政治委员宋任穷无奈之下，只得向红四方面军求援，将方强送往卓克基兵站医院治疗。卓克基地处藏民居住区，环境恶劣，物资匮乏，医院的技术条件极为简陋，方强的病情并未得到有效控制。眼看着其他病友一个个相继离世，方强突然回忆起儿时，母亲曾用炒米花用的油砂为他治疗肚子疼。于是，他让炊事员刮下烧饭锅的锅底灰，用开水调匀后喝下。连续喝了三天锅灰，痢疾竟奇迹般地痊愈了。

“你今天向我反映的情况，切勿向任何人透露。要注意保密，他们正在阿坝喇嘛寺开会，党内现在正有斗争！”方强惊讶之余，默默地点了点头。刘伯承为方强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他随红五军行动，这是一种保护性的安排。然而，仅仅过了三天，张国焘便下令总司令部一局派出警卫队将方强押到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政治保卫局。在此后的整整一年里，方强与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等人一起，被当作“罪犯”遭受羁押、审讯、批斗与监视。直至1936年7月初，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为了掩人耳目，张国焘才给方强安排了一个“川康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兼内务部部长”的虚职。

“拼死也要救出方部长！”就在这一刻，红军第27师从城东北方向杀出，为西路军打开了一条血路。国民党军遭受两面夹击，陷入混乱，慌忙撤退。红军战士趁机将方强同志从火线救出。尽管此战红军伤亡惨重，但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不得不放弃古浪城，与红30军一同向东转移。

“方部长，西路军的生死存亡，就取决于这次一搏了。”方强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率领两个团对甘州发起连续两日的佯攻，成功吸引了大量国民党军队的注意力，出色地完成了总指挥部赋予的作战任务，并带领部队成功脱离险境。3月14日，西路军总指挥部在石窝山顶召开会议，决定将现有部队划分为三个支队，突围后分散进行游击战，以坚持斗争。方强被编入第一支队，由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红9军军长王树声、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徐太先共同率领。在一次与国民党军的遭遇战中，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方强在试图从新屯川渡过黄河时不幸被俘，随后被押送至兰州的国民党军集中营。在狱中，方强积极发起成立秘密中共支部，团结众多被俘的战友，与国民党军展开了坚决的斗争。1937年7月初，趁着国民党军将俘虏押送至西安的机会，在援西军侦察员的协助下，方强与难友们成功集体脱险，历经艰辛，最终返回延安。

三、“竟有人甘愿放弃‘大官’之位，宁愿选择担当‘小官’的角色，这真是出乎意料！”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线爆发，方强受命担任第385旅政治部主任。遵照旅长王宏坤的明确指示，他迅速在部队内部展开形势与任务教育，有效提升了全体官兵对国民党军队可能发动的针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阴谋的警觉性，并迅速加强战备措施。

“竟然有人不愿意做大官，只想做小官啊！”方强急忙辩解：“我年幼缺乏经验，恐怕不能承担主席的厚望。”毛泽东安抚他：“哪位干部在具备所有条件之前就开始了工作呢？我们都是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积累经验，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发展观！你还很年轻，边工作边学习，有空多读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我相信你会不断进步，胜任工作！”方强随即回应，表示会竭尽全力，不辜负毛泽东的期望。分别之际，毛泽东特意叮嘱：“在工作中遇到任何难题，可以向谭政、傅钟寻求指导，也可以直接向我请教。”

1938年，方强（前排左四）于抗大第一期政工班圆满结业之际，与同袍战友共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架构精炼，内部设有组织科、干部科、青年科以及统计科。该部负责全军党务及干部工作，却仅有十数名干部。方强上任之初，便全身心投入到了为5500余名抗大第四期毕业生分配工作的重任之中。这批毕业生中，少数来自各部队的红军干部，而绝大多数则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经过抗大十个月的系统学习与教育，他们的思想理论和军政素养得到了显著提升，纷纷表达了投身抗日前线的强烈愿望。方强深入抗大，与广大毕业生同吃同住，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倾听他们对工作分配的意见和建议。在抗大政治部的鼎力支持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辛勤工作，5500余名毕业生被分配到抗日前线的各个部队和机关。这批毕业生中的许多人，在抗日战争中崭露头角，成为骨干力量；在解放战争中，他们则成长为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为党和人民建立了赫赫战功。

首要任务是加强政治建设，其次是军事训练；首要任务是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其次是建立健全制度和开展军事教育；首要任务是巩固组织，其次是推进工作。冀中军区第二期整训从第21至第24团中抽调人员，在军区驻地附近集中，由考察团负责进行整训。以抗大模式为蓝本，创办了冀中军区教导团，作为培养和训练连排干部的专门学校。教导团共设立7个学员队，培训了近千名连排干部。

自8月29日起至11月中旬圆满落幕，整训工程历时两个多月，总体上实现了既定目标。八路军的工作规程与光荣传统逐步在整训部队中普及开来，党的领导力量得到进一步增强，部队的政治素养和作战能力显著提升，锻造出了一支政治立场坚定、军事行动顽强灵活，能在严酷环境中坚守平原游击战的精锐队伍。

在1942年，方强同志担任军委办公厅秘书长之际，其办公地点设于延安王家坪的军委驻地。。

“留守兵团肩负着捍卫边区的重任。在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的同时，你们还需部署数个战场，随时准备应对国民党的进攻。”在作战地图前，毛泽东细致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阐述了战略方针与作战思想，规划了主攻方向及战场布局。最后，他特别叮嘱方强：“这些问题，在我与萧劲光、高岗的交谈中已有涉及。你到任后，务必告知他们深入探讨，并将研究结果报知我。”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留守兵团组织团级以上干部成立了一个战场侦察团，深入边区东南西北各战略要地实地考察，并据此研究制定了作战预案，为应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四、“战事非同儿戏，岂可盲目遵从命令？务必立足战场现实，坚守胜利至上之原则。”

抗战胜利的曙光初现，中共中央的战略目光迅速转向东北，确立了“北进发展，南守防御”的战略指导方针。“到东北去！”这一号召响彻云霄，10万雄师、2万名优秀干部即刻踏上征程，日夜兼程，奔赴东北大地。1945年10月13日，方强奉命东渡，肩负重任，出任合江军区司令员一职，着手剿匪、开辟合江革命根据地。翌年3月初，方强抵达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向林彪报到。林彪向他提供了两个职位供其选择：若志在政工，可前往6纵担任政治委员；若热衷军事，则可就任1纵副司令。林彪笑着说道：“我这里的位置有限，先来的同志们已经各就各位了。你来得晚，不妨先担任一段，之后再做调整。”然而，出乎林彪预料的是，方强毅然请求先行带领一支小部队独立指挥作战，一边深入研究与国民党军主力交战的经验，一边锻炼提升自己的能力。林彪欣然应允，遂任命他为东满军区独立师师长。

“同意方强同志的意见。”20日下午，攻城部队按照新的作战计划发起进攻，在炮火掩护下，迅速越过外壕，从城墙的突破口击溃守军，攻入内城，展开激烈的巷战。不到两个小时，便摧毁了国民党军的指挥所，战斗宣告结束。21日，林彪签署嘉奖令，高度赞扬方强的“指挥灵活，英勇善战”，并通报全军。

1949年，方强在广州。

“方强啊，你这个剿匪司令在合江的战绩颇佳啊！”不等方强回应，陪同接见的林彪立即向毛泽东介绍道：方强同志指挥灵活，作战英勇，在辽沈战役中也表现卓越。

五、“下定决心，全力以赴，推动我国造船工业迈向新高峰！”

1950年8月，方强受命担任中南军区海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肩负起领导该军区海军组建的重任。10日，他在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的引领下，参与了人民海军建设会议。会议中，方强与诸位领导同志共同探讨了人民海军的组织纲领，明确了建设的基本方向，并确立了中南军区海军两大核心任务：一是“保卫华南沿海”，二是“预备协助解放台湾”。

1957年10月8日，人民解放军海军军事学院正式宣告成立。当时担任海军副司令员的方强，肩负重任，被任命为该院的首任院长兼政治委员。在学院成立之前，方强曾与海军司令员萧劲光一同深入海军系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调查研究。期间，他们就学院的使命、办学方针、指导思想、培训标准、学科体系、课程设置以及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思考。在此基础上，方强明确提出了学院的建设目标，即把海军军事学院打造成为培养海军中高级指挥人才的摇篮，以及海军现代军事学术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1963年，我国国防工业管理体制迎来了重大变革，第六机械工业部应运而生，专司造船工业，方强同志受命担任首任部长并兼任党委书记。在党委会上，方强同志立下铿锵誓言：“务必下定决心，将我国造船工业提升至新高度！”毛泽东、周恩来两位领导人高度重视我国新兴造船工业的发展，多次指示方强同志在造船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方强同志带领全体同仁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显著成就。1961年，国家船舶工业管理局仅建造并交付海军1艘战斗舰艇，而1961年至1965年，短短五年间，交付海军的战斗舰艇总数达到了71艘，年均14艘；1965年至1970年，五年时间里，六机部组织生产并交付海军的战斗舰艇总数更是增至324艘，年均64艘。与前一阶段相比，年均增长率高达3.5倍。1965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与陈毅、贺龙等中央领导一同出席六机部党委扩大会议时，周恩来总理亲切地招呼方强同志坐在自己身边，但方强同志四次推辞。周恩来总理感慨地说：“造船工业的成就非凡，你的辛勤付出功不可没，这个位置应当属于你！”

方强（左前）与刘道生等人一同陪同周恩来、肖劲光、刘亚楼检阅海军部队。

方强在“文革”期间遭受了沉重的迫害。随着“文革”的落幕，他在政治上迎来了新的转机。1979年5月，中央军委授予他海军副司令员的职务，并负责海军院校教育和军事科研工作。上任之初，他便全身心投入院校工作。在6月下旬至8月上旬期间，他带领海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的工作人员，分别前往广州、武汉、南京、青岛等地，连续考察了六所院校。针对海军各级指挥员在现代军事理论、科学技术知识与肩负职责之间存在显著差距的问题，他提出了尽快改革院校教育和部队训练，以适应战争形态的变化。1981年4月，方强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海军第九次院校会议。会议重点强调了“以教学为中心，服务于部队和战斗力建设”的指导思想，加强了院校领导班子和教员队伍建设，增加了对院校的投入，为海军干部培训体系的初步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石。

1982年9月，方强荣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并于同年10月14日卸去海军副司令的职责，转至幕后。然而，他对海军建设与国家发展的关切未曾改变，接连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交了深化我国造船工业改革的策略与建议，以及促进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的六项建议等重要报告。这些贡献为我国海军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启示。

2012年2月8日，方强在北京安详离世，享年102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