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燕赤侠

2025年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当全球多地举办纪念活动反思历史教训之际，日本与德国这两个曾经的轴心国成员却在军事领域加速靠拢。

从2021年《情报保护协定》的签署到2025年计划中的陆军联合演习，短短四年间，两国已完成情报共享、舰艇互访、后勤保障体系对接等多层次军事合作布局。

这种跨越地理距离的战略接近，既源于两国对"印太战略"的共同诉求，也折射出全球安全架构正在经历的深刻重塑。

回望历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德国已早三个月在柏林签署投降书。

战后制定的《和平宪法》第九条使日本长期奉行专守防卫政策，而德国则通过《基本法》确立"永不发动战争"原则。

但近年来这种禁锢正在松动，日本2014年通过"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武器出口禁令，德国2022年设立千亿欧元特别国防基金突破军费上限。

这种政策转向，为两国军事合作扫除了法律障碍。

德日军事合作的制度化进程，始于2021年3月签署的《情报保护协定》，该协定允许双方共享军事情报，其保密等级涵盖"特别防务秘密"。

这份文件突破了冷战时期北约与日本间情报交流的技术壁垒，为后续实质性合作奠定基础。

同年11月德国"巴伐利亚"号护卫舰停靠东京港时，舰长施泰因巴赫表示："此次航行旨在彰显德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感"，而日方则刻意淡化此举的军事象征意义，强调联合训练聚焦于"反海盗与灾害救援"。

这艘载有240名官兵的战舰不仅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开展了反潜演练，更象征性地结束了德军舰艇20年未访日的历史。该舰随后航向南海的举动，被解读为"德国在印太安全事务中选边站的试探"。

2022年成为两国关系升温的关键年份，德国总理朔尔茨4月访日时打破传统，将东京作为其亚洲之行首站而非北京，并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德国将与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加强安全合作"。

德方随行代表团中军工企业代表占比达三成，包括生产豹式坦克的莱茵金属公司高管。

三个月后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访日期间，两国宣布建立"战略物资供应链联盟"，涵盖稀土、半导体等军民两用物资。

这些互动显示出合作已超越单纯军事范畴，向产业与技术领域延伸。

耐人寻味的是，德国外交部内部备忘录将日本称为"亚洲的价值同盟者"，这种表述在默克尔时代极为罕见。

2024年1月签署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更将合作推向新高度，该协定允许双方军队互相提供燃料、弹药等战时物资，被称为"准军事同盟条约"。

《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通常只在北约成员国间签订，德国与亚太国家签署此类协议尚属首次。

五个月后，德国国防部宣布将向印太地区常态化部署护卫舰，并考虑参与美日联合军演。

日本防卫省2024年度《防卫白皮书》首次设立"欧洲安全形势"专章，其中德国相关内容较往年增加四倍。这些动向显示，两国军事合作已从临时性安排转向系统化运作。

从地缘战略视角观察，日德接近存在明显互补性。

日本想要借德国增强其在欧洲的安全话语权，以平衡中国"16+1合作"机制的影响力；德国则试图通过日本深化印太存在，配合其2020年提出的"印太政策指导方针"。

但两国战略诉求也存在明显差异，德国更关注海上通道安全与经济利益，日本则迫切希望构建对华战略包围网。

这种差异导致合作中时有摩擦，如德国拒绝加入日本主导的"对华技术封锁联盟"，坚持与华为保持5G合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0年后，曾被《波茨坦公告》严格限制军事发展的日本和德国，正以令人瞩目的速度推进防务合作。

首先，这种合作突破了两国战后长期恪守的军事克制传统，当曾经的侵略国开始重新武装并相互联合，亚洲国家有理由保持警惕。

其次，合作进程中的"美国因素"不容忽视。无论是德日"2+2"会谈机制，还是联合军演模式，都明显参照美日同盟架构。

最后，这种合作的实际效能仍待观察。调查显示，68%的德国民众反对在亚洲安全事务中扮演军事角色，而日本民调则显示仅有29%的民众支持扩大与北约国家的军事合作。

更关键的是，两国共享"中等强国"的战略定位——既非超级大国又具备区域主导能力，这种相似性促成了"抱团取暖"的安全策略。

日本避免使用"军事同盟"表述，而代之以"价值伙伴关系"的模糊修辞。这种语言艺术背后，是两国对战争责任认知的显著差异。

柏林已经系统清算过历史问题，而东京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的反复屡遭非议；德国建立了几十座纳粹大屠杀纪念馆，而日本仍有多位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

未来两国军事合作的走向，不仅取决于战略利益的契合度，更考验其平衡历史包袱与现实野心的政治智慧。

当曾经的侵略者谈论世界秩序时，最需要的不是战舰，而是对历史的真诚反思！